正因如此，他对欧洲战局格外关注——这直接关系到天朝是否能顺利推进南亚大计。
“若德军主力持续倾注于高卢方向，则日不落帝国可从西线抽身。
当然，他们也可能趁德军调兵至中部、北翼空虚之际发起反扑。
然而，考虑到堑壕鏖战之惨烈，在尚无有效战术破解此类消耗战的情况下，英军贸然进攻，恐将付出巨大代价。”
“因此我军推演认为，最可能的选择是——英人将向南亚增派兵力！”
参谋部汇总多方研判，得出结论：英军南调的可能性最大，尤其结合近期西欧传来的情报来看，这一趋势愈发明显。
“你们估算，英人最多可能调遣多少部队前往天竺？”李秀成眉头微蹙，沉声发问。
天竺地域辽阔，人口稠密，欲征服这样一片广土众民之地，本就极为棘手。
这与汉军此前在西伯利亚的经历截然不同。
彼处地广人稀，村落零落，几乎不见城邑。
故而击溃俄军之后，无需派驻重兵维持秩序，也无需分神治理地方，大军可全数集中用于追击与歼敌。
但在天竺，情况完全不同。
这里村镇星罗棋布，城镇遍布各地，每攻下一地，就必须留下守军维稳控局。
否则即便夺下城池，也只是徒有其名，实则无法掌控。
若无足够兵力镇守新占区域，攻势再猛也难以为继。
正因如此，此次出征才需筹备二十余万乃至五十万大军。
如今若再叠加英人从本土调援的可能性，汉军势必要追加兵力。
否则原有计划恐将难以为继，甚至功亏一篑。
“估计数量有限，毕竟苏伊士运河掌握在我们手里，他们无法由此进入东方战场，只能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这样一来航程遥远，补给困难，能调动的兵力恐怕不会超过当年联军远征粤省那次的规模。”
数年前，汉军尚未完成对天朝的统一之际，日不落联合其他西方强国，曾集结十余万大军进犯天朝。
那是天朝历史上所遭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来自西方的军事入侵。
从欧洲到南亚的距离本就比抵达天朝要短得多，但当时那支远征部队中，日不落大量征调了天竺等地的地方武装与殖民地兵员，真正由本土跨海而来的作战人员，实际不足十万人。
以这一战为参照，推算此次对方可能出动的兵力总数，结论仍具相当可信度。
“十万人左右，再加上他们在南亚驻扎的部队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仆从武装……”
李秀成面色凝重，眉头紧锁。
皇帝听罢二人分析，微微一笑：“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把出兵规模定在五十万吧。”
“倾五十万大军南下征讨天竺，务求一役决胜负，彻底根除南方边疆的后患。”
诏令下达之后，天朝迅速启动战时动员机制。
自内乱平定以来，汉军虽持续扩编，但扩张速度并不激进。
原因无他——周边并无足以威胁国家安全的强敌存在。
在这种环境下，将巨额资源投入过度庞大的常备军，并非明智之举。
与其如此，不如将资金用于发展国内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长期收益更为可观。
唯有夯实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体系，才能推动经济全面成长；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提升整体生产力，进而增强朝廷财政能力，最终支撑起一支更强大且装备先进的现代化军队。
经过数年不懈经营，天朝的工业进程已初显成效。
南方粤省如今已建立起上万家各类工厂，涵盖轻重工业各个领域，吸纳就业人口逾百万。
这些工人所得收入较之过去务农时期普遍翻了一倍以上，收入增长又带动消费活跃，使得粤省经济迅速领先全国，在天朝各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前最繁荣富庶之地。
与此同时，产业兴起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也显着增加了朝廷税收来源。
1846年以前，整个天朝年财政收入尚不过数千万两白银；即便在汉军统一全国之后，虽相较此前腐败昏庸的清府时期增长数倍，至1865年全年总收入也仅达一亿二千万两左右。
然而到了1868年，单是粤省一地，年度税赋贡献便已突破一亿五千万两白银。
一个省份的税收，竟超越数年前全国总和，且不止一倍！
这充分说明，工业化所带来的财富积累何其惊人。
若将来各省市皆能达到粤省今日的发展水平，则天朝年财政收入有望突破三十亿两白银，折合英镑不下七亿之巨，这一数字将直接超越日不落帝国！
相比对方历经百年积淀而成的工业体系，天朝的工业化起步不过刚刚数载。
然则我朝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即便目前单位效率尚不及对手，却可凭体量优势轻松在总体财力与国力上实现反超。
更何况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这种差距只会愈加扩大。
眼下，除粤省之外，素有“天下粮仓”之称的江浙地区，也在朝廷政策扶持与规划引导之下迈入高速工业化轨道。
松江经济开发区现已入驻企业逾千家，其中多数为大型工厂，平均每厂雇佣工人二百名以上。
依托本地富商雄厚资本支持，松江工业发展势头迅猛，速度甚至略胜粤省一筹。
一旦松江崛起，整条长江流域经济随之被全面激活，形成联动效应，带动中下游城市群协同发展。
天京城、江城、双庆城与锦官城这些人口稠密、历史积淀深厚的城市，在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之际，纷纷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和国家政策扶持，迅速迈入发展的快车道，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
前朝旧都——京城，作为北方重要的经济与军事中心，自然也获得了天朝朝廷的重点投入。
随着京汉铁路北段的建成通车，华北地区的交通命脉被彻底打通，人流、物流与财富随之大规模流动与重新布局，这座古老都城也因此重焕生机。
而天朝的新都长安，皇帝却并未在此大举兴办工坊。
原因在于关中地区地势封闭，四面环山，形如盆地，若广设工厂，排放的烟尘难以散逸，极易造成空气积滞、环境恶化。
更何况，长安上方即是黄土高原，每年漠北风沙肆虐，加上高原水土易流失，泥流频发，本就脆弱的生态经不起进一步破坏。
因此，朝廷对关中的开发极为审慎，不敢轻易引入重工业，以免重蹈历史覆辙。
千年前的大唐盛世，便因关中人口过度膨胀，远超土地承载极限，导致森林砍伐严重、植被退化，水土大量流失，原本清澈的黄河逐渐变为泥沙滚滚的“黄河”，曾经绿意盎然的黄土高原也日渐荒芜，沟壑纵横。
自那以后，关中由富庶之地沦为战乱频仍之所，再无王朝定都于此。
大汉与大唐时期西京长安的辉煌，就此湮没于历史尘烟之中。
天朝虽再度建都于此，但深知过往教训，故而在建设上格外克制。
不过，对于关东广大区域的工业推进，皇帝则未加任何束缚。
经过数年持续不断的建设与积累，国库日益充盈，军力稳步提升，已然具备对外用兵的实力。
下一步，便是挥师出征，争夺天下霸权！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天竺，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个目标。
由于汉军待遇优厚，一旦征兵令下达，响应者络绎不绝。
各地招兵点无需动员，便有大批热血青年主动报名参军。
军中薪俸丰厚，福利健全，社会地位尊崇，退役后正府还负责安置就业，表现优异者更有机会进入官府任职，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这对渴望改变命运、实现抱负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
短短七日之内，扩军所需兵员便已全部到位。
这批新兵随即进入集训营，接受为期三个月的严格训练。
待训练完成，他们将奔赴南亚战场，参与对天竺的军事行动。
而在他们训练的同时，从帝国东部调集的先遣部队早已搭乘海军运输舰，在舰队护航下启程南下。
得益于此前攻占新加坡与掌控马六甲海峡，汉军航线畅通无阻，顺利抵达南亚次大陆南端的锡兰岛。
锡兰岛是欧洲列强进入南亚的第一块战略要地。
十七世纪初由葡人率先占据，后被荷人驱逐并接管；至十八世纪末，英人击败荷军，将其纳入殖民版图，并将岛上港口设为远东舰队的重要基地，长期驻扎强大海军力量。
由于殖民时期开发较深，岛上不仅拥有完善的码头设施，各类基础设施也较为齐备，正适合作为远征军的中转枢纽。
因此，首批抵达的汉军部队被安置在锡兰岛，计划在此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以克服热带湿热气候带来的不适，为后续进攻天竺做好充分准备。
毕竟南亚地处赤道附近，炎热潮闷，若未经调整即投入作战，士兵极易出现水土不服、疾病频发等问题。
水土不服对军队而言是极大的隐患，往往会导致大量非战斗性减员。
当年日不落帝国出兵征服天竺时，就因严重水土不服，部队刚登陆尚未接敌，便折损过半，可谓代价惨重。
提前让士兵适应当地环境，熟悉气候条件，即便出现身体不适，也能及时医治，避免酿成重大伤亡。
若不事先适应，一旦上阵后突发病症，很可能直接危及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