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冰雪硝烟刚刚散去，帝国的目光尚未完全从北疆收回，一份来自东南沿海、由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和海军“靖海”舰队联合呈送的密报，又将一个新的、复杂的棋局摆在了张枫面前。
密报的核心，并非关于已经臣服纳贡的倭国，也不是日渐繁荣的与朝鲜、琉球贸易，而是指向了更南方的茫茫大海——那片被统称为“南洋”的、星罗棋布着无数岛屿和土邦的广袤水域。
根据往返于南洋与华夏之间的商船队、以及海军巡逻舰只的零星报告汇总，再结合一些被招募或主动投效的“蕃客”（外国商人、水手）提供的信息，一个令人玩味且隐现危机的局面逐渐清晰：
在南洋的某些较大岛屿（如苏门答腊、爪哇、吕宋等地的局部）上，存在着数个规模不大、但彼此争斗不休的土着部落或小型土邦王国。他们为争夺肥沃的河谷、控制香料产地、奴隶人口或贸易据点而常年发生小规模冲突，战事频繁。
而引起朝廷注意的，并非这些土着部落本身，而是他们各自军队中，竟然都有“华夏人”担任军师或重要顾问的角色！
这些“华夏人”来历复杂：有的是前朝（夏朝甚至更早）因海难、贸易滞留或犯罪逃亡而流落南洋的遗民后裔；有的是沿海破产渔民、手工业者或不得志的文人，为求生计或寻找机会铤而走险“下南洋”；甚至可能包括少数对新政不满、潜逃出海的旧官吏或失意士人。
他们凭借比当地土着更高的文化水平（识字、算数）、更丰富的见识（哪怕只是道听途说）以及从中原带去的、哪怕是已经落伍的军事组织理念和简易技术（如改进弓箭、修筑简单工事、使用旗鼓号令等），往往能在土着首领面前扮演“智者”和“能人”的角色，被奉为座上宾，参与甚至主导其军事行动。他们教授土着使用更有效率的阵型，打造稍好一点的武器，甚至协助制定劫掠或防御策略。
然而，这些“华夏军师”带来的“先进生产力”极其有限，且完全依赖于来自华夏本土的商船队。商船们运去铁器（农具、刀具）、布匹、陶瓷、茶叶，换取当地的香料、珍珠、珍贵木材、乃至黄金。这些货物，尤其是铁器，往往在交易完成后，很快就被各部落用于武装自己，投入到无休止的内斗之中。可以说，华夏的商船，在无意中成了滋养南洋局部战火的血液。
更令人警惕的是，密报中还提及，来自遥远西夷的“佛郎机”（葡萄牙）、“红毛夷”（荷兰）等欧洲国家的船只和势力，也开始出现在南洋的一些重要港口和岛屿！ 他们不仅进行贸易，更凭借其船坚炮利，在关键水道建立据点（如马六甲已被葡萄牙占领，此消息已证实），并从事一项极其罪恶的勾当——捕捉和贩卖土着人口为奴！ 这些欧洲殖民者往往与沿海一些较为强大的部落或海盗勾结，用火器、酒类等物品换取奴隶，或者直接发动袭击掳掠。
整个南洋地区，呈现出一种混乱而危险的态势：内部是土着部落在小范围厮杀，背后隐约有流落华人的影子；外部则有西方殖民者虎视眈眈，凭借技术和武力优势，开始蚕食渗透，进行血腥的奴隶贸易。而华夏的商船和影响力，则夹在其中，既是从中获利的贸易者，也在客观上加剧了部分地区的武装冲突。
“陛下，”市舶司主事在补充奏报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以往我朝对南洋，多持‘怀柔远人，互通有无’之策，然现今局势已变。若放任不管，一则恐我华夏子民（指那些军师及普通侨民）在彼处沦为土着冲突或西夷掳掠之牺牲；二则恐西夷势力坐大，垄断商路，威胁我朝海疆；三则恐南洋乱局波及我沿海贸易，甚至滋生海盗，袭扰商船。伏乞陛下圣断！”
张枫看完密报，久久沉默。南洋，那片温暖而富饶的海域，在他的前世记忆和今生战略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那是通往印度洋和更广阔世界的门户，是香料、热带物产的宝库，也是未来海权争霸的关键舞台。
如今，历史的车轮似乎提前转动，西方殖民者的触角已经伸了过来。而南洋本土的混乱，以及流落华人在其中的角色，又增添了一层复杂的变量。
“不能再看下去了。”张枫心中有了决断。必须改变以往那种松散、被动的贸易和羁縻政策，必须以一种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介入南洋事务！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华夏利益和子民，更是为了抢占先机，遏制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将这片至关重要的海洋，纳入华夏主导的秩序之下！
然而，直接派遣大军跨海南征，劳师动众，补给困难，且容易引起当地各部族和西夷的强烈反弹，并非上策。 张枫需要一种更巧妙、成本更低、效果可能更好的方式。
一个计划，在他脑海中渐渐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