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深秋的深圳，南方电子家属院的梧桐叶刚落满台阶，研发部公告栏前就围满了人。那张印着“导航项目暂停通知”的A4纸，被风吹得微微发颤，红色公章像块冰冷的石头，砸在每个人心上。
建军挤开人群，指尖划过“市场需求变化，优先保障北斗二代存量订单”的字样，喉咙发紧。三天前他还在跟广州地铁对接“实时导航升级方案”，现在项目说停就停，连个缓冲的余地都没有。他攥着通知纸，快步冲向总经理办公室，皮鞋踩在瓷砖上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格外刺耳。
“王总，为什么突然停项目？”他推开门，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急切，“我们的轻量化芯片方案马上就能出测试结果，只要再给点时间……”
王总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钢笔，语气里满是无奈：“不是我想停，是市场不给机会。高德现在占了70%的导航市场，咱们的模块连上海公交的订单都丢了——客户说咱们的产品‘像没有联网的旧手机’，跟不上智能需求。”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份财务报表，“还有个坏消息，800万革新预算砍成240万，只够维护旧设备，新方案的事，先放一放。”
报表上的“研发预算”栏用红笔圈着“240万”，数字小得刺眼。建军看着那行字，突然想起三个月前提交方案时，王总说的“再等等，我跟董事会申请”——原来“等等”的结果，是项目猝死，预算腰斩。他张了张嘴，想说“240万连联网模块的样品都做不出来”，却最终只是攥紧了拳头，转身离开。
研发部的气氛像结了冰。小赵趴在桌上，电脑屏幕亮着封未发送的邮件，收件人是“高德研发部”，邮件正文写着“个人简历及项目经验”。他看见建军进来，赶紧关掉页面，声音发虚：“主管，刚才收到高德的挖人邮件，月薪1.5万，是咱们现在的两倍……您说，咱们是不是真的跟不上了？”
建军没回答，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生产线。几辆叉车正往仓库运旧模块，那些他和团队熬了无数个夜调试的产品，现在成了“卖不动的库存”。硬件组组长老张端着搪瓷杯走过来，杯沿的茶渍黄得发暗：“别怨小赵动摇，国企就这样。当年我搞集成电路替代，也是等了五年才立项。现在高德像快马，咱们像拉着老车的牛，等反应过来，市场早被抢光了。”
老张的话像根针，扎得建军心里发疼。他想起五年前刚进公司时，老工程师说“国企是铁饭碗，只要好好干，一辈子不用愁”，可现在“铁饭碗”上却裂了缝，连他这个“技术骨干”，都开始慌了。
中午吃饭时，食堂的广播突然响了：“请各部门负责人到会议室开紧急会议，讨论‘节能降耗’方案。”同事们互相看了看，没人说话，只是默默地把餐盘里的肉夹给身边的人——最近食堂的荤菜越来越少，连米饭都比以前稀了些。
建军没去开会，他躲在实验室里，翻出之前画的轻量化芯片图纸。铅笔在纸上勾勒出“联网模块接口”，线条却越来越乱——没有预算，没有支持，再好的方案也只是张废纸。小赵端着饭进来，把一块红烧肉夹给他：“主管，吃点吧。就算项目停了，身体也不能垮。”
“你打算去高德吗？”建军突然问。
小赵愣了一下，挠了挠头：“我爸妈在老家治病，需要钱……但我不想走，跟着您能学到真东西，而且咱们的芯片方案，明明有希望。”他顿了顿，又说，“要是您决定继续做，我就留下来，义务帮忙也行。”
建军看着小赵年轻的脸，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他拍了拍小赵的肩：“放心，只要我还在，方案就不会停。咱们先利用北斗二代的边角料，偷偷做测试，总有一天能让他们看到价值。”
与此同时，秀兰正站在超市仓库里，听老板含糊地说“最近营业少，可能要放半个月假，工资按最低标准发”。她攥着计算器，指尖发白——李梦的钢琴课学费也该续了，要是只发最低工资，日子不好过。可她没敢多问，只是点头说“知道了”。
买菜时，秀兰在菜市场转了三圈，最终只买了一把青菜、两个土豆，还有一块最便宜的冻豆腐。以前她每天都会买块五花肉，给建军和李梦做红烧肉，现在却只能把买菜预算从50元减到30元。回家的路上，她把冻豆腐藏在菜篮最底下，怕邻居看见笑话。
晚饭时，桌上摆着青菜豆腐汤、清炒土豆丝，没有一点荤腥。李梦扒了两口饭，小声问：“妈妈，今天怎么没有红烧肉呀？我想吃肉。”
秀兰赶紧给女儿夹了块豆腐：“最近天气热，吃点清淡的好，等周末妈妈给你做。”她偷偷看了眼建军，发现他正盯着碗里的饭发呆，没说话，心里更慌了——她没敢告诉建军超市放假的事，怕他分心。
睡前，李梦趴在建军怀里，突然说：“爸爸，小明明天要转学了，他说爸爸在国企被裁了，要回老家找工作。”她仰着小脸，眼里满是疑惑，“爸爸，你会不会也被裁呀？”
建军摸了摸女儿的头，心里像被揪了一下。他一直以为“国企铁饭碗”能给家人安稳，可现在小明爸爸的遭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所谓的“安稳”，在时代浪潮面前，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不会的，爸爸有技术，公司不会裁爸爸的。”他轻声说，却没底气——连导航项目都能说停就停，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早上，建军路过家属院公告栏，看见上面贴满了“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的海报，红色的“免费培训”字样格外醒目。楼下的老郑蹲在路边抽烟，看见建军，苦笑着招手：“建军，过来坐会儿。”
老郑是原车间主任，干了20年，上个月被裁了。他手里拿着张皱巴巴的简历，上面写着“20年车间管理经验，可从事保安、仓库管理员等工作”。“以前总觉得在国企熬到退休就行，现在才知道，说裁就裁。”他猛吸了口烟，烟蒂烫到手指都没察觉，“早知道当年跟你学技术了，至少有门手艺，饿不死。”
建军看着老郑的简历，心里五味杂陈。2002年深圳“抓大放小”政策落地，中小国企破产率同比涨40%，下岗潮像场无声的风暴，席卷了这座城市。他想起研发部的困境，想起秀兰超市放假的事，突然觉得，自己就像站在风暴中央，不知道下一秒会被吹向哪里。
到公司后，建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轻量化芯片方案锁进抽屉，然后打开北斗二代的项目文档。他知道，现在不是纠结导航项目的时候，保住北斗二代的订单，才能保住研发部，保住自己的“铁饭碗”。
实验室里，小赵已经在调试设备，看见建军进来，笑着说：“主管，我把高德的邮件拒了。咱们一起把北斗二代做好，以后总有机会重启导航项目。”
建军点点头，走到示波器前，开始调试模块参数。屏幕上的波形平稳流畅，像一条通往未来的路。他知道，这条路很难走，有体制的束缚，有市场的冲击，还有未知的风险，但他不能放弃——为了自己的技术理想，为了秀兰和李梦的安稳生活，也为了像老郑一样，在时代浪潮里，能守住一份踏实。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示波器上，泛着柔和的光。建军握着探头，眼神坚定——就算导航项目停了，预算砍了，他也要在现有的条件下，把技术做到最好。因为他相信，只要技术还在，就总有翻盘的机会；只要家人还在，就总有坚持下去的勇气。
这一天，深圳的风很大，吹落了更多的梧桐叶，却吹不散研发部里那股不服输的韧劲。而这场“预算寒冬”，只是国企困境的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建军和他的团队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