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医院白色的墙壁和消毒水的气味中，以一种缓慢而坚韧的节奏流淌。对周伟而言，每一天都是一场与自身身体的艰苦拉锯战，也是一次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学习生存技能的过程。
康复训练室成了他的新“战场”。这里没有穷凶极恶的罪犯，只有冰冷的器械和需要反复征服的、属于他自己的僵硬肢体。
物理治疗师是个极有耐心的年轻人，他引导着周伟，从最基础的开始。“周叔，咱们今天的目标，是让右脚跟再往后挪五厘米。”治疗师扶着周伟的腰，另一只手固定着他的右膝。
周伟的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他紧咬着牙，全部的意念都集中在那个仿佛有千斤重的右腿上。肌肉在颤抖，关节发出轻微的咯吱声，每一次微小的移动都伴随着巨大的能量消耗和神经的刺痛。他盯着自己的脚，眼神专注得像是在审视最重要的物证。一厘米，两厘米……当脚跟终于挪动了那微不足道的五厘米时，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从被人搀扶着在平行杠内站立，到尝试迈出第一步，他走得摇摇晃晃，像初学走路的婴孩，每一步都需要治疗师和家人在旁严密守护，随时准备承接他可能倾倒的身体。摔倒过，沮丧过，但他沉默地坚持着。那身被汗水反复浸湿的病号服，见证着一个老刑警用另一种方式展现着他的毅力。
语言康复则是另一场更为精细和磨人的战斗。
语言治疗师拿着镜子，引导他观察口型。“周叔，看我的嘴巴，‘啊——’”
周伟对着镜子，努力模仿，面部肌肉因用力而扭曲，喉咙里却只能发出嘶哑的、不成调的气音。挫败感时常袭来，他会烦躁地闭上眼，用力捶打自己的大腿。苏晴就在一旁，握着他的手，柔声说：“不急，老周，咱们慢慢来，一个字一个字来。你以前学侦查技术不也费了老大劲吗？”
有时，初初或冉冉会加入进来，他们拿着图画册，指着上面的苹果、杯子，一遍遍地念，引导他尝试。过程缓慢得令人心焦，但偶尔，当某个模糊的、接近正确发音的音节从他喉咙里艰难地挤出来时，整个病房都会为之振奋。
“苹……果……”当这两个字第一次相对清晰地被说出时，苏晴的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她用力点头，“对！对！苹果！老周，你再说一遍！”
周伟看着妻子激动的样子，浑浊的眼睛里似乎也闪过一丝微弱的笑意，他张了张嘴，又努力地重复了一次那个生涩的音节。
生活的自理能力也在一点点重建。从最初需要人喂饭，到后来能用左手（虽然依旧笨拙和不协调）握住特制的粗柄勺子，将食物颤巍巍地送入口中；从完全卧床，到能在旁人扶持下，自己完成从床到轮椅的转移；甚至开始尝试自己刷牙、洗脸，尽管动作缓慢，常常弄得一片狼藉。
这些对常人而言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他却如同攀越高峰。每一个微小的进步，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失败和汗水。他的脾气在病后变得有些阴晴不定，时而沉默，时而因一个动作无法完成而暴怒。家人们都理解，那是他对失去控制的身体的愤怒和无力，他们用加倍的耐心和包容，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脆弱的自尊。
韩彻和林潇南依旧是病房的常客。韩彻不再只是沉默陪伴，有时会带来一副象棋，虽然周伟只能用左手移动棋子，且动作迟缓，但两个老友在楚河汉界间的无声对弈，成了周伟难得的放松时刻。林潇南则和苏晴一起研究康复食谱，确保营养均衡，易于吞咽。
日子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康复中过去。周伟的语言能力在缓慢进步，从单词到简单的短语，“喝水”、“吃饭”、“谢谢”。他的行走虽然仍需助行器且步履蹒跚，但已经能够在家人的看护下，在病房走廊里走一个来回。
他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周队，但他正在努力成为一个能自理、能表达、能重新融入平凡生活的周伟。这个过程痛苦而漫长，如同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但希望，如同石缝中钻出的嫩芽，在汗水与泪水的浇灌下，正顽强地生长。
有一天下午，阳光很好，苏晴推着轮椅带他在小花园里晒太阳。他看着远处几个奔跑的孩子，看了很久，然后转过头，用还不太利索的语调，对苏晴缓慢而清晰地说了一句：
“回……家。”
苏晴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用力点头，哽咽着说：“好，好，等医生再说稳定些，咱们就回家。”
重新学步，重新发声，最终的目的地，是那个离开了太久的、普通的家。这条路，他们还要一起走很久，但方向，已经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