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医生的办公室里，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希望混合的复杂气息。医生指着最新的脑部ct影像，对围在桌前的初初、苏晴，以及特意赶来的韩彻和林潇南，语气比之前多了几分确切的温和。
“病人的恢复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乐观一些。”医生用笔尖点着影像上某个区域，“梗塞区域周围的水肿在消退，侧支循环有建立的迹象。这说明他大脑的自我修复能力在起作用。”
这话像一道光，瞬间驱散了连日来的阴霾。苏晴几乎是屏住了呼吸，紧紧抓住初初的手臂。
“所以，”医生环视众人，语气肯定，“恢复是有很大希望的。通过系统、持续的药物治疗，结合高压氧、针灸、以及最关键的运动和语言康复训练，他的肢体功能，特别是左侧，有望得到显着改善。语言功能也可能部分恢复，从简单的音节到词语，是有可能的。”
希望，实实在在的希望，让苏晴的眼泪再次涌出，但这次是喜悦的。
然而，医生接下来的话，又给这希望标上了清晰的边界。
“但是，”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转为严肃，“我必须明确告知各位，即便恢复到最佳状态，病人的身体也无法再承受刑警工作的高强度、高压力和高风险性。动脉粥样硬化是器质性病变，血管的弹性已经受损，再次发生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始终存在。他的职业生涯，恐怕……必须就此转向了。”
这一次，听到这个结论，苏晴和初初的心里虽然依旧沉痛，却少了几分突如其来的崩溃，多了几分不得不接受的清醒。他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我们明白，医生。”初初率先开口，声音沉稳，“只要我爸能恢复得好，能自理，能开心地生活，比什么都重要。工作……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韩彻也点头：“人能好好的，就是万幸。后面的康复，我们全力配合。”
带着医生这份“谨慎乐观”的诊断，他们回到了病房。
周伟正醒着，由护士帮着进行被动的关节活动。他看到家人回来，眼神里带着询问。
苏晴坐到床边，握住他的手，脸上努力挤出轻松的笑容，声音却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周伟，医生说了！你能恢复！能好起来！”她用力强调着，“就是需要时间，需要咱们好好做康复。”
周伟浑浊的眼睛里，那点微光似乎亮了一些。他嘴唇翕动，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气音，像是在努力确认。
初初俯下身，看着父亲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爸，医生说，你一定能恢复。走路，说话，都可以慢慢练回来。”他顿了顿，避开了那个沉重的话题，转而指向更实际的未来，“等你好了，咱们可以去公园散步，可以去看电影，你可以看着我工作，看着冉冉毕业……日子长着呢。”
他没有提警队，没有提案件，只勾勒着平凡而安稳的生活图景。
周伟静静地听着，目光在儿子脸上停留了很久，然后，他极其缓慢地，眨了眨眼。那只尚能活动的左手，手指微微弯曲，轻轻回握了一下苏晴的手。
这个细微的回应，让苏晴的眼泪再次决堤，但这次是喜极而泣。她感觉到了丈夫求生的意志，感觉到了那微弱却坚韧的回应。
从那天起，病房里的气氛悄然发生了变化。绝望的阴霾被一丝希望的微光刺破。
康复训练变得更加积极，也更为艰苦。物理治疗师每天定时到来，帮助周伟进行床上的肢体活动，从脚踝、膝盖到髋关节，再到肩、肘、腕，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周伟因用力而涨红的脸和压抑的闷哼。汗水常常浸湿他的病号服。
语言治疗师则试图引导他发声，从最简单的元音“a…o…”开始。周伟很努力，喉咙用力，面部肌肉扭曲，却常常只能发出嘶哑的气流声，挫败感让他时而烦躁地捶打床沿。但苏晴和初初总是耐心地鼓励，一遍遍示范。
韩彻和林潇南几乎天天都来，韩彻有时会推着轮椅带周伟去医院楼下的小花园透透气，看着绿树花草，不说话，只是陪着他。林潇南则变着花样炖汤做饭，保证营养。
冉冉和阿叙也成了康复的“编外人员”。冉冉会搜罗一些有趣的新闻或者笑话，读给周伟听，试图激发他的反应。阿叙则用自己的训练经验，鼓励周伟坚持，告诉他“肌肉是有记忆的，练了就有用”。
进步是缓慢的，以毫米、以秒计算。但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足以让全家人欢欣鼓舞——周伟的左脚趾能稍微自主勾动一下了；他能更清晰地发出“a”的音了；他能用左手勉强握住勺子几秒钟了……
那束名为“希望”的微光，虽然微弱，却坚定地照亮着前路，支撑着周伟，也支撑着每一个爱他的人，在漫长的康复之路上，一步一步，艰难却充满韧性地向前走去。属于刑警周伟的篇章或许已经合上，但作为父亲、丈夫、好友的周伟，他的生命故事，还在继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