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创办福州船政局、建学堂育人才，倒是与朕‘求贤若渴、革新器物’的想法相通——朕当年设弘文馆、造曲辕犁，亦是为了‘强国家、利百姓’。
若左宗棠在贞观朝，朕必召他入阁议事，让他掌边军之权，却派房玄龄、魏徵辅他完善治边之策——刚柔并济，方能让边疆长治久安，让外夷真心归附，而非仅靠武力震慑。”
宋太祖赵匡胤重“集权稳内、审慎对外”：“朕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终定天下，最忌‘边将权重、内忧外患’——昔年朕‘杯酒释兵权’，收地方兵权于中央，为的是‘防内乱、固根本’。左宗棠的生平，让朕既赞其能，也忧其险。
他在湖南筹粮筹饷、训练楚军，平太平军、复新疆，皆是‘能做事、敢担当’，比朝中那些‘只会清谈、不敢任事’的文臣强百倍；他奏请新疆建省，将边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与朕‘强中央、弱地方’的思路相合，可防边将割据之祸。
他以‘幕僚’身份掌地方实权，后又拥‘楚军’这支私人色彩浓厚的军队，若遇昏君，恐生‘尾大不掉’之患——昔年朕亲历五代乱局，深知‘兵归将有’是亡国之根。若左宗棠在宋，朕必用他，却也必防他：让他掌禁烟、治河等实务，却不给他独立兵权；让他参与边事谋划，却派心腹将领统兵执行。治国如弈棋，既要用能臣，更要防‘能臣夺权’，方能保大宋安稳。”
元世祖忽必烈尚“疆域管控、多元治边”：“朕建元一统，辖地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南海、西至中亚，最重‘边疆治理、军民相安’——昔年朕设行省制、置宣慰司，对西域（今新疆一带）派万户府统兵镇守，为的是‘大元疆域，一体管辖’。左宗棠收复新疆、推动建省，与朕‘边疆与内地同制’的想法不谋而合，甚合朕意！
朕最欣赏他‘务实治边’的手段：筹粮时‘就地征购+跨省调运’，治军时‘裁汰老弱+配备新械’，治民时‘兴修水利+推广农耕’——昔年朕治理江南，亦是‘修运河、劝农桑’，让百姓安居、赋税充足。他面对沙俄时‘军事威慑+外交谈判’的策略，也与朕对待高丽、安南的‘恩威并施’之策相通：既要有‘大军压境’的实力，也要有‘和平谈判’的余地，方能以最小代价保疆土完整。
若左宗棠在元，朕必封他为‘西域行省平章政事’，让他统管西域军政：一面继续肃清残匪，一面仿‘蒙古万户制’与‘汉地农耕制’结合，让蒙古军与当地百姓共守边地；他创办的船政局，可划归‘大都造船局’统管，为大元水师造战船，兼顾海防与漕运——大元需此等‘懂军事、善治理、敢担当’的能臣，方能守得住这万里疆域！”
明太祖朱元璋重“铁腕治吏、固本强基”：“朕出身贫寒，最恨‘贪腐误国、虚言误事’，治国以‘严明法纪、务实兴邦’为要。左宗棠的生平，让朕既赞其‘能’，也查其‘弊’。
他在湖南整顿吏治，严惩贪腐粮官；在新疆筹粮时，亲自核查每一笔粮草去向，杜绝‘中饱私囊’，这与朕‘设锦衣卫、查贪腐’的手段相合——昔年朕杀胡惟庸、惩郭桓，为的就是‘让官员不敢贪、不敢懒’。他训练楚军时，裁汰老弱、严惩逃兵，让军队‘兵精将勇’，这比明朝后期‘卫所废弛、士兵逃亡’强百倍。
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后期因‘官员挪用经费、工匠偷工减料’，造船质量下降，这正是朕最忌的‘制度漏洞’——昔年朕设‘工部’造兵器，必派御史全程监督，稍有差池便严惩不贷。若左宗棠在明，朕会用他，却也会严管他：让他掌禁烟、治边之权，但派‘巡按御史’监查其粮饷、军备；让他办船政局，却定‘工匠责任制’，造坏一艘船，便斩一个监工，绝不容‘贪腐误事’。
他奏请新疆建省，朕极为认可——将边疆纳入‘三司六部’体系，由中央直接管辖，可防‘边将拥兵自重’，这与朕‘废丞相、强中央’的思路一致。若他在明，朕必让他任‘陕西布政使’，兼管新疆民政，用‘洪武律’严惩新疆的贪腐官员，让边疆与内地同风同俗，永固大明疆土！”
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崇“主动护疆、革新图强”：“朕五征漠北、派郑和下西洋、设奴儿干都司，所求不过‘大明疆土无扰，国威远播’。左宗棠收复新疆，其‘不避艰险、主动出击’的气魄，与朕当年‘亲征漠北、驱逐鞑靼’的决心如出一辙，朕甚为认可！
他力排‘放弃新疆’之议，据理力争‘塞防不可弃’，此乃‘有远见’——昔年朝中亦有人劝朕‘停止下西洋、收缩边疆’，朕若听之，大明恐早失南洋之利、漠北之安。他‘抬棺出征’的举动，更是‘忠君报国’的极致体现，比那些‘遇敌则退、空谈气节’的文臣强百倍。
若左宗棠在永乐朝，朕必授他‘征西大将军’印，让他率师复新疆后，仿朕‘设卫所、置屯军’之法，在新疆设卫所，让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既省军饷，又固边疆；他创办的船政局，可与朕的‘宝船制造厂’合并，造更大战船，既可防倭寇，亦可助郑和下西洋——大明需此等‘敢战、善谋、能革新’的能臣，方能保万世基业！不过，他若敢像‘靖难’时的李景隆般拥兵自重，朕也必像削藩般严惩不贷——忠君与能战，缺一不可！”
清世宗胤禛崇“整饬吏治、强力治政”：“朕登基后，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严惩贪腐、整顿吏治，靠的是‘雷厉风行、不留情面’。左宗棠的生平，可谓‘朕之同道’，亦有‘可鉴之缺’。
他在湖南幕府时，敢顶撞总兵、严惩贪吏，甚至不怕被弹劾，这与朕‘不怕得罪人、只求办实事’的作风如出一辙——昔年朕杀年羹尧、查隆科多，为的就是‘整肃朝纲、杜绝结党’。他收复新疆时，‘裁汰老弱、严明军纪’，将七万大军精简至三万，这与朕‘耗羡归公、精简冗余’的改革思路相合，皆为‘去虚存实、强国利民’。
他虽能做事，却不善‘朝堂周旋’——在‘塞防海防之争’中，他仅靠‘据理力争’，却未联合朝臣、争取太后支持，若非朕在位，恐难成事。朕当年推行‘改土归流’，既靠强硬手段，也靠联合张廷玉、鄂尔泰等重臣，方能顶住反对之声。若左宗棠在雍正朝，朕会重用他，却也会教他‘谋事之法’：让他掌西北军务，却派怡亲王胤祥协助他筹粮筹饷；让他办洋务，却让他联合鄂尔泰等文臣，避免‘孤立无援’。
他奏请新疆建省，实为‘治边良策’——朕当年在西南‘改土归流’，正是为了‘废土司、强中央’，新疆建省可仿此例，将边疆牢牢掌控在中央手中。若他在朝，朕必让他任‘陕甘总督’，兼管新疆建省事宜，用‘雍正律’严惩新疆的叛乱者与贪腐官，让西北永无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