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辅始皇帝定天下，靠的是‘抓实务、掌权柄’，曾国藩能白手练湘军、平太平天国，还能筹饷搞洋务，这份‘干事不空谈’的劲，比那些‘只会守旧’的庸臣强——若他在秦国，让他管军需或治地方，定能帮朕把‘耕战’之策落得扎实，比嫪毐之流可靠百倍。
但他太‘迂腐’，功成后主动裁兵自污，怕‘功高震主’就自缚手脚，这是‘不懂权变’。我当年为保君权、推新法，敢‘焚书坑儒’破阻力；真用曾国藩，得教他‘该掌的权要掌’，只要不反，有实权才能推进大事，总想着‘避祸’，反而成不了气候。”
岳飞（南宋·抗金名将）：“其‘领兵平乱’之勇可佩，其‘对外妥协’之失当鄙”
“我一生以‘精忠报国、抗击外侮’为任，曾国藩能在乱世练出强兵、平定太平天国，这份‘领兵打仗’的能，比南宋那些‘畏金如虎’的将领强——若他在南宋，让他领兵抗金，定能像我练岳家军一样，打出几场胜仗，不用再受‘靖康之耻’的气。
但他‘天津教案’太丢人：怕列强就杀百姓、赔银子，这不是‘保国’，是‘卖国’！我当年就算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也绝不‘妥协求和’；他倒好，为避战祸就牺牲百姓，丢了民族骨气，也辱没了‘将领’二字。臣子报国，得有‘宁死不屈’的劲，哪能‘未战先怯’？”
方孝孺（明代·儒臣）：“其‘修身治学’之德可嘉，其‘保皇之愚’当醒”
“我以‘儒家正统’为信仰，曾国藩修身自律、着《家书》传后世，还以儒家思想练湘军，这份‘尊儒守道’的诚，比那些‘空谈义理’的腐儒强——他不像有的官员‘外儒内法’，至少能‘言行一致’，这点合我心意。
但他‘死心塌地保清朝’，是‘愚忠’。明朝亡于清朝，本是‘夷狄代中华’，他却帮清朝平太平天国、续王朝命，这是‘助纣为虐’！我当年宁死不帮朱棣写诏书，为的就是‘守儒家正统’；他倒好，为‘忠君’忘了‘华夷之辨’，就算做得再多，也只是‘清朝的忠犬’，配不上‘儒家名臣’的称号。”
徐光启（明代·科学家、官员）：“其‘务实致用’之识可学，其‘眼界局限’之憾当叹”
“我译西学、推实学，最重‘经世致用’，曾国藩搞安庆内军械所、仿造轮船，想‘师夷长技’补国力，这份‘不闭耳塞听’的眼界，比那些‘骂西方为蛮夷’的官员强——他不像有的儒生‘空谈义理’，是真能把‘西学’用在实务上，这点我佩服。
但他的‘务实’太浅：只盯着‘造枪炮、仿轮船’，不敢学西方的‘科学理论、制度设计’，连派留学生都犹豫，这是‘只学皮毛’。我当年不仅译《几何原本》，还想推‘西学教育’；他倒好，绕着‘制度’不敢碰，这样的‘洋务’，终究救不了晚清——要学西方，得‘从根上学’，不是‘捡些边角料’。”
张之洞（晚清·洋务派代表）：“其‘扛事敢为’之苦可感，其‘魄力不足’之弊当议”
“我办洋务、兴实业，一辈子在‘守旧派骂声中干事’，最懂曾国藩的难。他平太平天国时，被骂‘曾剃头’；搞洋务时，被骂‘崇洋媚外’；办教案时，被骂‘卖国贼’——这份‘明知会挨骂，还敢干实事’的担当，是晚清官员少有的，若没有他打下的基础，我后来办汉阳铁厂、修铁路，只会更难。
但他太‘保守’，功成后就‘收着干’：裁湘军、避权位，连洋务都不敢‘大声推’，怕得罪保守派。我虽也懂‘妥协’，却知‘乱世需魄力’——若他当年不裁湘军，多掌些实权，或许能帮我顶住压力，让洋务推得更顺，不用总被‘祖宗之法’捆着手脚。他的‘谨慎’，是‘自保之智’，却也让晚清少了个‘能破局’的核心。”
白起（战国·名将）：“其‘领兵破局’之能可赞，其‘妇人之仁’之失当改”
“我率军征战，靠的是‘破敌务尽、不留后患’，曾国藩能在绿营溃败时练湘军、平太平天国，这份‘临危建师、敢打硬仗’的劲，比那些‘畏敌避战’的将领强——若他在秦国，让他领一军攻六国，定能像我破赵军一样，啃下硬骨头，比蒙骜之流更能扛事。
但他‘功成裁兵’太傻，手握12万精锐却主动放权，怕‘功高震主’就自断臂膀，这是‘妇人之仁’。我当年就算遭范雎忌惮，也从不会‘自废兵权’；真要成大事，就得‘掌兵柄、固势力’，只要不反，兵权在手才能护己、成事，总想着‘避祸’，反而落得‘任人拿捏’的下场。”
司马光（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其‘救时干事’之功当记，其‘破规之过’当批”
“我编《资治通鉴》，最重‘君臣名分、制度规矩’，曾国藩平太平天国、稳晚清大局，这份‘救时弊’的功，该写进史书，让后人知‘能臣救国’的价值——他比那些‘苟且偷安’的保守派强，至少敢为天下先，做实事。
但他‘兵为将有’破了规矩，湘军只认他不认朝廷，这是‘权臣干政’的苗头。我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反对‘变’，是反对‘用强权破制度’；曾国藩搞‘私兵’，就算初衷是平乱，也会乱了‘军归中央’的根本，长远看是‘埋祸根’——治国靠‘制度’，不是靠‘个人’，再能的臣，也不能破了规矩。”
方孝孺（明代·儒臣）：“其‘尊儒修身’之德可嘉，其‘失节保清’之愚当醒”
“我以‘儒家正统、华夷之辨’为信仰，曾国藩以儒家思想治家、练兵，写《家书》传‘忠孝节义’，这份‘尊儒守道’的诚，比那些‘外儒内法’的官员强——他不像有的臣子‘空谈义理、行苟且事’，至少能‘以儒立身’，这点合我心意。
但他‘帮清朝续命’是‘失节’，明朝亡于满清，本是‘夷狄窃据中华’，他却帮清朝平太平天国、压汉人反抗，这是‘助纣为虐’！我当年宁死不帮朱棣写登基诏，为的就是‘守正统、不妥协’；他倒好，为‘忠君’忘了‘华夷之辨’，就算做得再多，也只是‘清朝的鹰犬’，配不上‘儒家名臣’的称号。”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其‘务实干事’之诚可佩，其‘制度之盲’之憾当叹”
“我论‘天下兴亡’，主张‘改革需触根本’，曾国藩搞洋务、整吏治，想补晚清之缺，这份‘不空谈、重实绩’的劲，比那些‘漠视危局’的理学家强——他不像有的官员‘只知骂乱局、不干事’，是真能躬身入局，解当下之困，这点值得肯定。
但他看不见‘制度之弊’，只在‘赋税、军事’上小修小补，不敢碰‘君主专制、土地兼并’的根本，就算‘一条鞭法’能富国库，也救不了‘百姓无地、皇权专横’的沉疴。我当年痛斥‘君主私天下’，就是知‘制度不变，乱局难止’；他倒好，把‘修修补补’当‘救亡’，这样的努力，终究是‘隔靴搔痒’，救不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