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熙帝玄烨：“刘秀平定天下后，能‘息兵戈、兴农桑’，让百姓休养生息，和我‘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轻徭薄赋’的思路一样。他处理民族问题有一套，对匈奴‘招抚为主’，对西域‘恩威并施’，和我对待蒙古‘满蒙联姻’、对待西藏‘册封达赖’的策略异曲同工。不过他没遇到‘鳌拜专权’‘准噶尔叛乱’这样的硬骨头，要是他来治我这朝的天下，未必有我这般吃力。”
- 乾隆帝弘历：“刘秀‘中兴汉室’，我‘开创乾隆盛世’，都是承上启下的帝王。他重儒学、兴教化，编修典籍，和我编《四库全书》思路一致；但他太‘低调’，在位时没搞出像我‘六下江南’‘十全武功’这样的大事，少了几分帝王的‘气魄’。不过他能做到‘功成不骄’，晚年不折腾百姓，比我晚年好大喜功、导致国库空虚要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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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十大帝王第五位：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从亭长到开国皇帝的布衣逆袭之路
刘邦（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47年—公元前195年），字季，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人，中国历史上首位布衣出身的大一统王朝皇帝，秦末乱世中推翻秦朝、击败项羽，建立西汉，在位7年，奠定了汉朝400余年基业，其生平兼具“草莽气”与“帝王术”，是乱世中“顺势而为”与“用人制胜”的典型。
一、早年：“无赖”亭长的底层底色（起义前）
刘邦出身平民家庭，早年不喜农耕、不治产业，常赊酒游荡，被父亲刘太公斥为“无赖”，但这一阶段的经历塑造了他善结人脉、洞悉人心的特质。
1. 基层小吏的历练：成年后通过考核，任秦朝泗水亭长（相当于乡镇派出所所长），负责地方治安、徭役征调。在此期间，他广泛结交沛县官吏（如萧何、曹参）、市井豪杰（如樊哙），形成了最早的“核心人脉圈”，且深谙基层民情与秦朝统治的弊端。
2. 不拘小节的性格：为人豁达，善于容人，对下属不苛责，甚至能容忍他人的“冒犯”。例如，他曾带宾客到嫂子家蹭饭，嫂子故意刮锅示警，他称帝后虽调侃此事，却仍封侄子为“羹颉侯”，尽显“记仇但不缺分寸”的特点。
3. 命运的转折点：一次押送徒役前往骊山修秦始皇陵，途中徒役大量逃亡，按秦律刘邦需获死罪。他索性释放所有徒役，率十余人逃入芒砀山（今河南永城），成为秦朝“逃犯”，这一“破釜沉舟”的举动，让他从“体制内小吏”彻底转向“反秦力量”。
二、崛起：乱世中的“顺势与借势”（反秦与灭项）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天下大乱，刘邦以芒砀山追随者为基础，在沛县起兵（史称“沛公”），开启逆袭之路，核心凭借“顺势而为”的战略眼光与“借力打力”的手腕。
1. 反秦：先入关中，奠定“正统”根基
- 刘邦起兵后，接受谋士郦食其建议，避开秦军主力，优先攻打防守薄弱的县城，一路招降纳叛，兵力从数千人扩展到数万。
- 公元前207年，他采纳张良策略，绕过重兵把守的函谷关，从武关（今陕西丹凤）攻入关中，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
- 入咸阳后，他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废除秦朝苛法，此举极大收拢民心，与后来项羽“屠咸阳、烧宫室”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为他赢得“仁君”形象。
2. 灭项：四年楚汉之争，以“用人”胜“战力”
秦朝灭亡后，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辖偏远的巴蜀、汉中地区，双方展开长达4年的“楚汉之争”。刘邦虽多次战败（如彭城之战56万大军被项羽3万精兵击溃，仅率数十骑逃走），却凭借三点逆转战局：
- 善用人才，“知人善任”：他将“专业事交给专业人”——让萧何负责后勤、粮草（“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让张良、陈平负责战略谋划（鸿门宴脱险、离间项羽与范增均出自二人之手），让韩信负责军事指挥（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收复关中，后破赵、降燕、平齐，从背后牵制项羽）。
- 隐忍示弱，“以退为进”：项羽扣押刘邦父亲刘太公，威胁“煮杀太公”，刘邦回应“咱俩曾结为兄弟，我父即你父，煮后别忘了分我一杯羹”，以“无赖”姿态化解项羽的心理威慑；前期实力不足时，他主动让出关中、承认项羽的霸主地位，为发展争取时间。
- 争取盟友，“孤立项羽”：项羽刚愎自用，得罪了英布、彭越等诸侯，刘邦则以“封王”为诱饵，拉拢英布叛楚、联合彭越袭扰项羽粮道，形成“四面合围”之势。最终在垓下之战（公元前202年），刘邦汇合韩信、彭越等部，以“十面埋伏”击败项羽，项羽自刎乌江，楚汉之争结束。
三、治国：奠定西汉基业的“帝王术”（称帝后）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今山东菏泽）称帝，国号“汉”，后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在位7年，他以“务实”为核心，兼顾“稳定”与“长远”，奠定汉朝制度框架。
1. 制度：“汉承秦制”，略作调整
- 沿用秦朝的中央集权制（皇帝制、三公九卿制）与地方郡县制，但为安抚功臣与诸侯，同时分封7位“异姓王”（如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形成“郡县与分封并存”的局面，后期为巩固皇权，又逐步铲除异姓王，改封同姓子弟为王（如封刘肥为齐王、刘如意为赵王）。
2. 民生：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 经历秦末战乱与楚汉之争，天下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刘邦推行“轻徭薄赋”：减轻田租（十五税一），释放奴婢为平民，允许士兵解甲归田，鼓励农耕，避免重蹈秦朝“苛政亡国”的覆辙。
3. 边疆：妥协与防御并举
- 匈奴趁中原战乱崛起，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征讨匈奴，却在白登（今山西大同）被匈奴围困7天（史称“白登之围”），最终靠陈平“贿赂匈奴阏氏”才脱险。此后，他放弃武力征伐，采用“和亲”政策（嫁宗室女给匈奴单于），同时加强边境防御，为汉朝积累实力争取时间。
4. 皇权：剪除威胁，巩固传承
- 晚年因太子刘盈（后来的汉惠帝）性格软弱，刘邦欲废长立幼（改立宠妃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但在吕后与张良的运作下（张良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最终放弃废储，避免了皇权继承的动荡。
- 临终前，他与群臣定下“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明确汉朝“异姓不得封王”的规则，为后续吕后专权时“刘氏宗室反击”埋下伏笔。
四、争议与评价：复杂多面的“布衣帝王”
刘邦的生平充满矛盾与争议，既有“草根逆袭”的传奇，也有“帝王心术”的冷酷，后世评价呈现两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