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刘之乱时敢烧诏书、硬闯救主，够忠！但他也傻——手里攥着兵权，还敢当面骂宰相‘误国’，这不就是把‘功高震主’写在脸上？要是在朕这儿，他打胜仗后乖乖交兵权，回封地喝酒遛鸟，朕保他荣华富贵；要是敢学韩信‘恃功傲上’，那结局可就难说了。南宋皇帝削他权，虽怂了点，倒也算没犯朕当年的错。”
汉武帝刘彻惜其未逢“开疆之世”，叹其“屈于偏安”：“韩世忠有李广之勇、卫青之谋，却生在一个只敢‘守’不敢‘攻’的朝代，可惜！他能以八千水军困金兵十万，若让他带大汉铁骑，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定能立下比霍去病还大的功劳。南宋那皇帝，手里握着这样的将才，不想着打回中原、收复失地，反倒忙着议和、削兵权，跟当年文景时期‘忍匈奴’似的，却没朕后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骨气。韩世忠要是生在朕的时代，朕给他人马、给粮草，让他打到金人的老家去，哪会让他闲得去西湖当‘居士’？”
隋文帝杨坚赏其“保境安民”，讽其“王朝无根基”：“韩世忠力抗金兵、守护江南百姓，算得是‘保境安民’的良将，跟朕当年灭陈、安定天下时用的韩擒虎、贺若弼一样，能当大任。可他效力的南宋，连自家都城都定在江南，一心只想议和，连给将军撑腰的底气都没有——这就像南北朝时的小朝廷，根基不稳，再好的将军也难展拳脚。要是他在朕的大隋，朕既让他守边疆、拒外敌，又会整肃朝堂、扫清奸佞，让他能安心打仗，哪会让他落得‘杜门谢客’的下场？”
唐太宗李世民赞其“君臣相济”之始，憾其“终成遗憾”：“韩世忠护高宗于危难、定苗刘之乱，像极了朕当年平定玄武门之变、辅佐父皇定天下——君臣初遇，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开头。他懂打仗、敢直言，是难得的‘直臣猛将’，朕手下的尉迟恭、秦叔宝，也不过如此。可高宗后来的做派，太让人心寒了：为了议和，纵容秦桧打压功臣，把当年‘救命恩人’逼得闭口不言兵。朕登基后，敢让李靖带十万兵灭突厥，敢听魏徵当面骂朕‘昏庸’，就因为知道‘君臣互信’才是治国根本。韩世忠若在朕麾下，朕不仅不削他权，还会让他当兵部尚书，跟他商量着怎么打回老家去，哪会让这份君臣情分，落得个‘西湖骑驴’的结局？”
武则天武曌赏其“临危决断”，讽其“囿于男权”：“韩世忠这人，最难得的是‘临事不乱’——妻子被叛军当人质，他敢斩使者、硬攻城；高宗要议和，他敢当着满朝文武骂宰相，这份胆识，比朝堂上那些只会‘磕头附和’的男臣强多了。他擒方腊、破金兵，靠的不是出身，是真本事，这倒合朕的脾气——朕当年从感业寺回宫，不也是靠自己一步步拼出来的？可惜啊，他终究跳不出‘男权君臣’的框框：被削权后就‘闭门谢客’，不敢像朕这样，为了心中的‘天下’，连‘改朝换代’都敢做。南宋若有朕这样的掌权者，早让他带大军北伐，哪会让金人在北边嚣张？”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时期视角）赞其“勇武”，忧其“遇人不淑”：“韩世忠单骑擒方腊、江上困金兵，这份勇武，比朕手下的哥舒翰、高仙芝还要亮眼！开元年间，朕用将才、拓边疆，才有了大唐盛世；可南宋皇帝放着这样的猛将不用，反倒听信秦桧的谗言，忙着议和削权——这要是在朕的开元朝，早让他统领朔方军，北上收复失地，跟张守珪守边疆一样，成为国之柱石。可惜啊，英雄遇不到肯放手任用的君主，就像良马困在马厩里，空有千里之力，却跑不起来！”
宋太祖赵匡胤赞其忠勇，暗合“杯酒释兵权”之策：“韩世忠护主平叛、力抗金兵，是难得的忠勇之将，比朕手下的石守信、高怀德还要敢打硬仗！他后来主动交兵权、闭门谢客，倒省了朝廷不少事——这才是功臣该有的样子，比那些恋栈兵权的人识时务。南宋皇帝削他权虽显急迫，但‘强将掌兵久必生患’的道理，跟朕当年‘杯酒释兵权’一个意思。要是他在朕麾下，打完仗后赏他良田美宅、安享富贵，既保了君臣和睦，也稳了天下，多好。”
元世祖忽必烈赞其“将才”，笑其“所保非国”：“韩世忠是个好将军！以少胜多、临危救主，用兵的法子，比朕手下的阿术、伯颜也差不了多少。尤其是黄天荡之战，用铁锁拦江、火攻敌船，颇有我蒙古骑兵‘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思路。但他傻就傻在，保的是一个‘只想偏安’的朝廷——南宋皇帝连自家半壁江山都守不住，还怕他功高震主，这样的朝廷，值得他拼了命去护吗？朕当年打南宋，要是韩世忠来降，朕肯定让他带汉军，跟朕一起打欧洲、征日本，保准比在南宋当‘闲官’强。可惜了这一身本事，全耗在了‘保一个懦弱皇帝’上。”
明太祖朱元璋赞其忠勇，暗讽宋廷软弱：“韩世忠这汉子，够劲！出身寒微却能凭勇武打天下，擒方腊、破叛军，临危时单骑冲阵，比朕麾下的常遇春、徐达也不遑多让。尤其是苗刘之乱，明知妻子被当人质，还敢烧诏书、斩使者，硬闯临安救主，这份‘忠’和‘狠’，是真丈夫！可他生错了朝代——南宋那班君臣，偏安江南就满足了，放着这样的猛将不用，反倒怕他功高震主，用议和、削权把人困住。朕若有韩世忠这样的将领，早让他带十万大军北上，把金人赶回草原！宋廷丢了半壁江山，不是缺将才，是缺骨气啊！”
明成祖朱棣重其“靖难”之功，叹其未遇明主：“看韩世忠平定苗刘之乱，像极了朕当年靖难——都是临危受命，以少胜多，只为稳住社稷。他劝高宗即位、死守南京，是‘定策之功’；率孤军守赵州，三百人冲垮金营，是‘野战之勇’；黄天荡用铁锁横江、火攻敌舰，是‘谋略之智’。这样文武双全的人，却落得‘闭门谢客、不言兵’的下场，只因高宗只想‘保帝位’，不想‘复中原’。朕登基后，派郑和下西洋、五次亲征蒙古，靠的就是信任丘福、张玉这样的猛将，给他们兵权、让他们施展。韩世忠若在朕手下，定能封王拜将，驰骋漠北，哪会困在西湖边当‘清凉居士’？”
清圣祖康熙赞其将才，着眼“君臣相得”：“韩世忠堪称‘南宋第一将’——论勇，单骑斩西夏驸马、冲阵救高宗；论谋，黄天荡设伏、大仪镇诱敌，用兵如神；论忠，不恋兵权却敢犯颜直谏，反对议和只为国家。可他与宋高宗的君臣关系，太可惜了。高宗既要靠他御敌，又怕他功高盖主；他既要尽忠报国，又不懂‘藏拙’。朕治理天下，最讲究‘君臣相得’：用施琅，就放心让他带水师收台湾；用图海，就放手让他平三藩。韩世忠若能稍敛锋芒，高宗若能多些信任，南宋未必不能收复中原。将帅有奇才，君主有度量，才能成就大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