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管仲那‘专权’的毛病，朕绝不能忍——他竟敢‘自行任免官员’，齐桓公还不管，这简直是‘国中之国’！朕废除丞相，设‘内阁’，让内阁大臣只能‘票拟’，不能拍板，所有权力都归朕，就是怕再出一个‘管仲’，架空皇权。还有他早年‘经商多分利润’，虽说是为了养母，但也算是‘私念’——朕最恨官员贪财，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贪一文钱都得剥皮实草！管仲若生在朕的时代，敢多分利润，早被朕贬去云南充军了！”
明成祖朱棣（明朝）：“其霸术可学，其臣权当控”
靠“靖难之役”夺权、既需“建功立业”又防“臣权过大”的朱棣，看管仲，会带着“效仿霸业”与“强化皇权”的双重目的，他对解缙说：
“管仲辅齐桓‘九合诸侯’，孤要辅大明‘四征蛮夷’——派郑和下西洋，让南洋诸国称臣；亲征蒙古，扫漠北残敌，这都是学管仲‘攘夷’的霸气！他‘盐铁官营’充实国库，孤设‘东厂’监督官员、严控江南财赋，也是为了‘有钱办事’。可齐桓‘放权给管仲’，孤绝不能学：方孝孺、齐泰那样的‘忠臣’，只因反对孤，就敢殉建文帝；若再出个‘管仲’手握大权，孤的江山早不稳了！管仲‘三选制’选官，孤用‘内阁’，让解缙你等‘票拟’（提建议），但最终拍板的还得是孤——臣只能‘献策’，不能‘决策’，这才是君臣之道！”
清圣祖康熙：“经世致用是真本事，君臣相得需长久”
康熙亲政后，既要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又要处理满汉矛盾，跟李光地讨论管仲时，带着帝王的沉稳，语气中肯：
“管仲的‘经世致用’，比那些只会读死书的儒生强多了——他搞‘盐铁官营’充实国库，搞‘兵民合一’强化军队，都是为了解决齐国的实际问题，不是空谈‘仁义’。朕亲政后，平定三藩需要钱，就学管仲‘管控盐利’，让两淮盐商按销量缴税，既没加重百姓负担，又凑够了军饷；治理黄河需要人，就从民间选‘有经验的河工’，不看他们的出身，只看能不能治水，这都是学管仲‘务实为先’。
他跟齐桓公的‘君臣相得’，虽好却不够长久——齐桓公晚年昏庸，忘了管仲的告诫，最后落得饿死的下场。朕跟索尼、索额图、明珠这些大臣，虽有信任，但也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偏听偏信’。比如明珠贪财，朕知道后虽没杀他，却罢了他的官；李光地忠诚，朕就让他管科举、修《朱子全书》，既用其长，又防其短。管仲若能在齐桓公晚年，多找些‘忠直之臣’辅佐，齐国霸业也不会那么快衰落——朕得学这个教训，不仅要选贤才，还要让贤才之间互相牵制，才能保江山长久。”
清高宗乾隆（清朝）：“其才可用，其格局太浅”
处于康乾盛世末期、自视“天朝上国”的乾隆，看管仲会带着“俯视”的姿态，对和珅、纪晓岚说：
“管仲辅齐桓仅霸诸侯，朕治下的大清，疆域远超齐国，藩属国遍布周边，这盛世规模岂是齐国能比？他‘盐铁官营’‘重商助国’，朕管控江南盐商、垄断广州十三行外贸，赚的钱财比齐国多百倍！只是他‘放权给臣’的做法太愚蠢——朕的臣子，哪怕是纪晓岚这样的文臣、和珅这样的能臣，也只能听朕调遣，绝不能有‘自主之权’。至于‘尊王攘夷’，如今大清就是‘天朝上国’，无需借天子之名，四夷自然臣服！”
战国
商鞅（法家代表，秦国变法主持者）：“其术近法，然魄力不足”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与门客谈及管仲，语气中带着“认可却又不甘居后”的态度：
“管仲‘相地而衰征’按土地收税，‘叁其国伍其鄙’定行政编制，这便是‘法’的雏形——他知‘无规矩则国乱’，却不敢彻底打破旧制：井田制虽破，却未废贵族世袭；盐铁官营虽行，却仍容商人分利。反观我在秦国：废井田、开阡陌，让百姓凭军功获爵位，连宗室无军功者都不得入籍，这才是‘破而后立’的真变法！他‘以甲兵赎罪’是‘柔性用刑’，我在秦行‘连坐法’‘重刑惩恶’，才是‘令行禁止’的治国之道。齐桓靠管仲称霸，却因‘放权过甚’让霸业随人而亡；我在秦，不仅定法，更让法‘传于后世，不随君亡’——管仲是‘霸术之宗’，我要做‘治法之祖’！”
他认可管仲“以制度治国”的核心，却鄙视其“妥协于旧势力”的保守，认为自己的变法才是“管仲未竟的极致”。
西汉
司马迁（史学家，《史记》作者）：“其才可叹，其遇更可羡”
司马迁在撰写《管晏列传》时，对弟子感叹，字里行间满是对“君臣相知”的向往：
“世人读管仲，多赞其‘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却少有人懂他的‘幸运’——若鲍叔牙不‘以身下之’，他早死在鲁国的囚车中；若齐桓公不‘弃射钩之仇’，他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只能老于民间。我写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是夸他懂治国，是叹他懂‘人性’——他知道百姓先吃饱穿暖，才会讲礼仪，这比那些‘空谈仁义’的儒者实在多了！他设‘女闾’招商，有人骂他‘低俗’，可我在《货殖列传》里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管仲不过是顺了‘人逐利’的本性，让齐国靠商业富甲天下。只是他临终谏言‘易牙不可用’，齐桓却不听，这才是最可惜的——再贤的臣，遇不到始终清醒的君，霸业也只是昙花一现！”
他既赞管仲的“务实之才”，更羡慕其“鲍叔举贤、桓公任贤”的际遇，甚至在字里行间藏着对自己“遇汉武帝而遭宫刑”的遗憾。
东汉
诸葛亮（蜀汉丞相，政治家）：“其策可鉴，其志当学”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暗引管仲典故，与姜维论及治国时，详细分析：
“管仲辅齐桓，先定‘尊王攘夷’之策，再行‘盐铁官营’‘兵民合一’之术，这是‘先立目标，再寻方法’，我在蜀汉也是如此：先定‘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志，再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之策，本质都是‘先稳内，再图外’。他‘三选制’选贤，不问出身，我在蜀举荐蒋琬、费祎，哪怕他们曾是小吏，只要有‘安邦之才’便委以重任——这都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道理。只是管仲时的齐国，‘国富兵强’无内忧，我辅的蜀汉，‘益州疲弊’又有南中叛乱，只能‘亲理细事，汗流终日’，若能有管仲那样‘君信臣、臣放手’的环境，北伐何至于屡屡受挫？齐桓能‘郊迎管仲’，先帝能‘三顾茅庐’，可后主……唉，我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负先帝，也不负管仲那样的贤臣之志！”
他视管仲为“治国标杆”，学其“战略先行、选贤任能”，却因蜀汉国情与后主昏庸，满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