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撰写《封建论》，借管仲的行政改革谈“中央与地方关系”，分析中带着“辩证的理性”：
“管仲‘叁其国伍其鄙’，将齐国划分为‘国’（都城）与‘鄙’（郊区），各设官员管理，这是‘破除分封、走向集权’的开端——比西周‘分封诸侯、各自为政’先进得多！他‘三选制’选官，不问出身只看能力，打破‘世卿世禄’的桎梏，让平民有机会入朝，这是‘选官制度’的进步。可他的改革，终究‘不彻底’：他虽划分行政区域，却仍保留贵族封地；虽选贤任能，却未废除‘卿大夫世袭’——这就像齐国的‘集权’，只是‘表面文章’，未触及根本。如今唐朝‘藩镇割据’，根源就是‘地方权力过大’，若当年管仲能彻底‘废分封、行郡县’，或许春秋就不会有‘诸侯争霸’的乱局。他是‘改革的先驱’，却因‘妥协于旧势力’留下隐患，这是后世改革者该警惕的！”
他肯定管仲“制度革新”的进步性，却批判其“妥协性”带来的局限，更借管仲的教训讽喻唐朝“藩镇问题”的根源。
宋朝
司马光（史学家，《资治通鉴》主编）：“其才当敬，其德当疑”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齐纪》，与助手刘攽讨论管仲，评价中带着“史学家的严谨与保守”：
“管仲的‘治国之才’，古今少有——他能让贫弱的齐国‘九合诸侯’，靠的不是‘运气’，是‘盐铁官营’的精准、‘兵民合一’的高效、‘尊王攘夷’的战略，这些都该写入史书，供后世借鉴。可他的‘个人品德’，实在不敢恭维：早年与鲍叔牙经商‘多分利’，虽有鲍叔牙辩解‘家贫’，却也显其‘私念’；从军‘多次后退’，纵是‘奉养老母’，也难掩‘怯懦’之嫌；辅佐公子纠失败后，不‘以死明志’，反而设法回到齐国投靠政敌（齐桓公），这是‘背主求荣’！孔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管仲一生都在‘逐利’（为齐国霸业、为自身权位），虽成就大功，却算不上‘君子’。后世治国，若学管仲‘之才’，需先正‘己德’，否则纵有一时之功，也会因‘德不配位’埋下祸根——齐桓晚年失势，不就是管仲‘重才轻德’埋下的隐患？”
他认可管仲的“治国能力”，却严守儒家“德为先”的标准，批判其“私德有亏”，认为“德才兼备”才是贤臣的终极标准。
明朝
海瑞（清官，政治家）：“其政利民可学，其权变不可取”
海瑞任应天巡抚推行“一条鞭法”，在《兴革条例》中谈及管仲，态度中带着“清官的刚正与坚守”：
“管仲‘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力收税，不让百姓‘苦乐不均’，这是‘利民之政’——我如今清丈土地、平均赋税，就是学他‘不欺贫民’的本心。他‘盐铁官营’为的是‘充实国库、减少苛捐’，而非‘中饱私囊’，这与我‘革除陋规、严惩贪腐’的初衷一致。可他的‘权变之术’，我绝不学：他设‘女闾’招商，虽是‘为了齐国’，却终究是‘诲淫诲盗’，违背‘教化百姓’的根本；他‘以甲兵赎罪’，看似‘灵活用刑’，却让‘富人犯罪可免，穷人犯罪难逃’，破坏‘法律公平’。为官当‘刚正不阿’，像管仲那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纵能成事，也会‘失了民心’。我推行改革，只靠‘公平’‘廉洁’，不靠‘权术’‘妥协’——虽不如管仲那般‘快速见效’，却能让百姓‘心服口服’，这才是‘长久之策’！”
他肯定管仲“利民”的核心，却坚决反对其“权变妥协”的手段，坚守“清官”的道德底线，认为“正道直行”比“快速成功”更重要。
清朝
魏源（思想家，“开眼看世界”代表）：“其攘夷之智当效，其封闭之念当弃”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借管仲“尊王攘夷”谈“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中带着“近代启蒙者的觉醒”：
“管仲‘尊王攘夷’，以‘周天子’为旗帜，联合诸侯抵御山戎、狄族，这是‘团结内部、对抗外敌’的大智慧——如今洋人入侵、国势衰微，我们也该像管仲那样‘团结民心、共抗外侮’，而非‘各自为政、苟且偷安’。他‘盐铁官营’‘发展商业’，靠‘增强国力’对抗外敌，这与我‘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洋人技术、发展近代工业）的思路一致——齐国靠‘煮海为盐’变强，我们靠‘造轮船、练新军’变强，本质都是‘以实力求自保’。可管仲的‘局限’，在于他只知‘攘夷’，却不知‘学夷’——他视山戎、狄族为‘蛮夷’，只想着‘抵御’，没想过‘学习其长处’；如今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不能只‘抵御’，更要‘学习其技术’，才能真正‘制夷’。管仲是‘古代攘夷的典范’，我们要做‘近代制夷的开创者’——既要学他的‘战略定力’，更要破他的‘封闭思维’！”
商鞅生平：从“卫国弃子”到“强秦基石”，用铁血变法改写中国历史的争议改革家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本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宗室旁支（故称“卫鞅”），后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于商邑（今陕西商洛），遂称“商鞅”。他不是传统意义上“温润贤臣”，而是以“极刑立威、破古立新”着称的法家巨子——用二十年时间，将偏安西部、被诸侯轻视的“弱秦”，打造成“兵甲之盛，诸侯畏惧”的虎狼之国，其变法构建的“耕战体系”“中央集权框架”，不仅支撑秦国统一六国，更影响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底色。他的一生，是“才华与争议”“成功与悲剧”的极致交织，每个细节都藏着法家“以力服人、以法治国”的硬核逻辑。
一、早年困顿：怀才不遇的“法家孤臣”
商鞅的早年，是“出身贵胄却无实权”“胸有韬略却无处施展”的双重困境，这段经历也塑造了他“务实弃虚、只重结果”的行事风格。
- 宗室旁支的“边缘人”：才华难破身份桎梏
商鞅出身卫国国君的远房宗亲，虽有“公孙”之姓，却无实际封地与权力，只能依附魏国相国公叔痤做“中庶子”（相当于幕僚助理）。当时的卫国是“小国寡民”，夹在齐、魏、赵之间，根本无推行变法的土壤；而魏国是战国初期的“霸主”，早已通过李悝变法、吴起强军奠定根基，朝中人才济济，商鞅的法家主张在魏国“无新意”，始终得不到重用。
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直言“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入他国”——这并非“惜才”，而是深知商鞅的才华若为敌国所用，将威胁魏国霸权。但魏惠王只当公叔痤“老糊涂”，既不重用商鞅，也没杀他，让商鞅成了“魏国弃置的利刃”，为后来秦国“借刃破魏”埋下伏笔。
- 法家思想的“践行者”：拒绝空谈，只重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