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为他作传，必详记其断案、惩贪、护民之事，让后世官员见其事迹而‘知廉耻、明是非’，让‘包拯之节’成为千古清官的标杆，这才是史书‘鉴古今、正人心’的意义。”
狄仁杰（唐代·名臣）：“其‘断案护民’与我同，当为同道之臣”
“我一生以‘断冤狱、护百姓’为己任，包拯‘巧断牛舌案’‘废门牌司便民诉讼’，跟我‘为民做主’的初心如出一辙——他懂‘百姓苦’，不搞‘官官相护’，比那些‘敷衍断案’的官员实在；他守‘清廉’，不贪分毫，比那些‘中饱私囊’的贪官可靠。
若我们同朝为官，定能联手整肃司法、惩治贪腐：我帮他‘平衡朝堂关系’，让他少受权贵刁难；他帮我‘严查地方冤案’，让百姓少受冤屈。他‘刚正’却不‘固执’，我‘灵活’却不‘妥协’，互补相助，定能让天下少些冤情、多些太平，这才是为官的根本。”
海瑞（明代·清官）：“其‘刚直’之节我敬，当为毕生效仿之师”
“我一生敢怼权贵、骂皇帝，只为‘守公正、护百姓’，包拯的‘廉’与‘刚’，正是我毕生追求的境界——他拒私砚、弹权贵，哪怕面对君主也不退缩，比那些‘明哲保身’的官员有骨气；他治开封拆违建、疏河道，事事为民生，比那些‘搜刮民财’的贪官有良心。
我当年上《治安疏》骂嘉靖，正是学他‘不畏皇权、只为公道’的劲；我在淳安任上拒贿惩贪，也是学他‘清廉自守、不徇私情’的节。若能与他同代，我定要登门求教，跟他一起‘铲贪腐、护民生’，哪怕被罢官、遭贬谪，也绝不改‘刚正’本色——清官当如包拯，才对得起‘父母官’三字。“”
曾国藩（晚清·名臣）：“其‘廉明’之质可学，其‘刚而不柔’之失当戒”
“我办湘军、推洋务，最重‘廉明’与‘务实’，包拯‘不贪财、办实事’的特质，值得后世官员学习——他断案护民、整肃吏治，不搞虚头巴脑的政绩，比那些‘只会迎合’的庸臣强；他清廉自守、不徇私情，比那些‘贪赃枉法’的贪官可靠。
但他‘刚而不柔’的毛病，容易误事：弹劾张尧佐‘硬刚’到底，不顾及君主颜面；拆权贵违建‘一刀切’，不考虑朝局平衡，这会‘树敌太多’，让好事难成。我当年带兵，常‘忍辱负重’，哪怕被骂‘卖国’，也会为大局妥协；用人也讲究‘刚柔并济’，不让能臣因‘过刚’而遭排挤。包拯的‘廉明’当学，但他‘不懂平衡’的教训，更该引以为戒——清官要‘干事’，更要‘会干事’，才能真正护得民生。”
李斯（秦朝·丞相）：“其‘执法’之能可用，其‘悖君’之念当惩”
“我辅始皇帝定天下，靠的是‘律法为纲、君权独断’，包拯断案重实证、惩贪不避权贵，跟我‘严法整吏治’的思路一致——他若在秦国管司法，定能帮朕严打贪官、压服豪强，把律法落到实处，比那些‘徇私枉法’的庸官强。
但他敢‘为民生顶撞君主’（如谏阻仁宗用张尧佐），这是‘悖逆君权’！秦法中‘君为天下主’，百姓与官员皆需‘绝对服从’，哪容得他这般‘以民压君’？真要用他，必先让他明白‘君命大于一切’，只准他‘执法惩贪’，不准他‘为民忤君’，否则按秦律治罪，绝不含糊。”
范仲淹（北宋·名臣）：“其‘为民’初心与我同，当为同道之臣”
“我写‘先天下之忧而忧’，所求不过‘革弊政、安百姓’，这与包拯的初心如出一辙——他断‘牛舌案’护农夫，疏惠民河解水患，事事想着百姓，比那些‘只知迎合权贵’的官员强；他拒端州私砚、弹贪腐权贵，清廉刚正，比那些‘中饱私囊’的贪官干净。
当年我推庆历新政，若有包拯这般‘敢碰硬、能干事’的同僚，定能少些阻力：他可帮我严查地方贪官，我可帮他‘调和朝堂关系’，让‘护民生’的新政落地更顺。只可惜他晚生数年，未能同朝共事——但他的‘为民’之节，正是我毕生追求的‘士大夫担当’，值得后世敬仰。”
王阳明（明代·思想家、官员）：“其‘知行’有偏，其‘初心’可嘉”
“我讲‘知行合一’，主张‘知百姓之苦，行利民之策’，包拯‘知民生艰难’，也‘行护民之事’（改诉讼、疏河道），这份初心值得肯定——他不像那些‘空谈义理、不办实事’的理学家，是‘真为百姓做事’的官，比他们强百倍。
但他‘知行’仍有偏：只知‘刚直执法’，却不懂‘顺势而为’——弹劾张尧佐‘硬刚’到底，没考虑‘君主颜面与朝局稳定’；拆权贵违建‘一刀切’，没想着‘减少阻力、平稳推进’，这是‘知事而不知势’，容易让‘利民之事’变‘扰局之举’。若他懂‘心学’，便该知道‘护民’需‘巧为’，而非‘蛮干’，这样才能真正做成事。”
张之洞（晚清·洋务派代表）：“其‘廉明’之质可学，其‘不懂变通’之失当戒”
“我推‘中体西用’，最重‘廉明’与‘务实’，包拯‘不贪财、办实事’的特质，是晚清官员最该学的——他治开封改诉讼、疏河道，不搞‘形象工程’，比那些‘只会写奏折唱赞歌’的庸臣强；他清廉自守、不徇私情，比那些‘贪腐误国’的贪官可靠。
但他‘不懂变通’的毛病，在晚清行不通：晚清内忧外患，办洋务需‘联合各方力量’，若像他那样‘硬刚权贵、不顾平衡’，只会‘树敌太多’，连‘修铁路、办工厂’的事都办不成。我当年办洋务，一边‘务实干事’，一边‘安抚士绅’，才让事有进展。包拯的‘廉明’要学，但他‘一根筋’的做法得改——清官要‘想干事’，更要‘会干事’，才能在乱世中护得民生。”
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其‘护民’之节可赞，其‘治标’之失可鉴”
“明末‘积弊’深重，我深知‘救天下需护民生’，包拯‘断案护民、惩贪保民’，这份‘以民为本’的节义，比那些‘空谈救国、漠视民生’的理学家强——他是‘真懂百姓苦’的官，不像有的官员‘只知盘剥百姓’，这才是‘为官之根本’。
但他的作为终究是‘治标’：北宋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兼并、皇权过度集中’，他只在‘断案、惩贪’上发力，没敢碰‘制度根本’，最后也没能阻止北宋积弱。明末若只学他‘治标’，不‘改制度、均土地’，再多个包拯，也救不了天下。他的‘护民’之节值得赞，但他‘不敢触根本’的局限，更该让后世反思——救天下，需‘治标’，更需‘治本’。”
韩非子（战国·法家代表）：“其‘惩贪’之能可赞，其‘恃刚’之失当戒”
“我主张‘以法为治、术势并用’，包拯严办贪腐、不避权贵，符合‘法不阿贵’的原则，比那些‘徇私枉法’的庸官强——若让他管司法，能帮君主震慑百官，让律法落地，这是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