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厚实的墙壁也隔绝不了空气中弥漫的震惊与焦灼。
地图桌上代表汉斯军装甲矛头的红色箭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东方疯狂延伸，如同灼热的烙铁烫在皮肤上。
前线发回的电报支离破碎，内容触目惊心——“机场被毁”、“联系中断”、“请求指示”、“我们被包围了”……
最初的十几个小时，最高层陷入了难以置信的沉默。
他们期望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边境冲突，一次可以被控制和谈判解决的危机。
但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幻想。
通讯兵带着最新的战报跑过走廊，脚步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每一个坏消息都让指挥部的气压更低一分。
6月22日中午，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通过全苏广播电台发表了沉重而简短的讲话，他的声音透过无线电波，传遍了这个广袤国家的城市和乡村：
“……今天早晨四时，汉斯国军队未向毛熊国提出任何要求，未经宣战，便侵犯我国……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敌人必将被粉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这宣告撕碎了最后一丝和平的假象，整个国家被抛入了战争的漩涡。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一周后。
7月3日，斯大林的声音首次通过广播直接面对全体毛熊国人民：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
他毫不回避当前的灾难性局势，称这是一场“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是“全体毛熊国人民反对汉斯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卫国战争”。
他号召进行无情的“焦土政策”——撤退时必须销毁一切无法运走的物资、设备、粮食和燃料，不给敌人留下一针一线。
他呼吁在敌占区组织游击战，日夜不停地骚扰和打击侵略者。
最后他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GKo），将所有国家权力集中于此，由他本人担任主席。
这一刻毛熊国这架庞大的机器，开始在所有关节处发出嘎吱作响的、艰难的转向声。
国家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同时也是带着混乱，轰然启动。
总动员令下达，兵役委员会办公室前排起了长龙。
年轻人和中年人们，脸上带着茫然、坚毅或恐惧，在简单的登记后，领取军服和简陋的武器，随即被塞进闷罐车厢，运往西方那炮火连天的地狱。
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来不及完成基础的军事训练。
后方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在铁路线上演。
成千上万的火车皮承载着西部重工业区的命脉——整座整座的军工厂、机床、炼钢炉、关键零部件，以及随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家庭，冒着汉斯军飞机的零星轰炸，日夜不停地向乌拉尔山以东、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转移。
车站里混乱不堪，机器设备堆积如山，人们挤在敞篷车厢里，风雨无阻。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下达了死命令：
必须保住工业生产能力。
民用工厂几乎一夜之间转产，拖拉机厂开始制造坦克，汽车厂组装火炮，纺织厂缝制军装。
严格的配给制开始实行，一切为了前线。
前线则是炼狱般的景象。
伊万·科涅夫中将，这位后来声名显赫的统帅，此刻正面对着麾下第19集团军被打散的残部。
他的指挥部在三天内转移了四次，通讯时断时续。
地图上标示的友军位置大多已经过时，或者那个番号已经不存在了。
“报告！第25步兵师的防线被汉斯军第三装甲集群突破，师长下落不明！”
“报告！后勤车队遭遇斯图卡轰炸，弹药和燃油损失殆尽！”
“报告！无法与方面军司令部取得稳定联系！”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科涅夫脸色铁青，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知道恐慌只会导致更快的灭亡。
他召集了还能联系上的师、旅级指挥员。
“收起你们的地图，那些战前绘制的防线已经不存在了！”科涅夫的声音沙哑但严厉：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守住那条不存在的线，而是迟滞！
用一切手段迟滞汉斯军！利用每一片树林，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村庄！
组织反坦克小组，配备反坦克枪和燃烧瓶！
没有反坦克枪，就用集束手榴弹！
步兵挖掘散兵坑和反坦克壕，不要聚集！”
他特别强调了协同，尽管这在此刻极其困难：
“注意汉斯军飞机的动向，斯图卡来了就疏散隐蔽。小股部队实施侧翼骚扰，袭击他们的侦察单位和后勤车队。
记住我们的任务是争取时间，为后方组织新防线争取每一分钟！”
在溃败的洪流中，政工人员（政委）和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扮演了残酷而关键的角色。
他们设立拦阻队，收容溃兵，重新整编。
对于擅自撤退、散布恐慌甚至临阵脱逃者，政委有权当场执行战场纪律。
这种铁血手段在道德上充满争议，但在军队濒临崩溃的边缘，它强行遏制了恐慌的蔓延，将一盘散沙重新凝聚成有组织的抵抗单元。
焦土政策也被严格执行，撤退的毛熊军和NKVd部队系统地炸毁桥梁、烧毁村庄和未收割的麦田，浓烟遮天蔽日，留给汉斯军的是一片片废墟。
最高统帅部（Stavka）开始从内地军区——莫斯科军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乌拉尔军区——紧急调集战略预备队。
这些部队装备不齐，训练水平参差不齐，但他们被仓促编组成新的集团军，像救火队一样，被一列列火车运往斯摩棱斯克、基辅等关键地域，填补前线不断出现的巨大缺口。
就在西线血流成河、兵源极端紧张之际，一个极具战略风险的决定在最高统帅部形成。
斯大林站在巨大的远东地图前，目光锐利。
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汇报：
“西方面军压力巨大，朱可夫同志多次请求增援，尤其是缺乏有经验的西伯利亚师。”
斯大林沉默片刻，手指点向地图上满洲地区那巨大的、标着小鬼子关东军的红色区块：
“远东，我们不能动。小鬼子像秃鹫一样在盯着我们。”
他清楚记得佐尔格从东京发回的、经过多方印证的情报，指出日本“南进”的战略意图似乎更为明显，但其庞大的关东军始终是悬在背后的利剑。
这是一个赌博。
将训练有素、耐寒善战的远东集团军主力留在原地，意味着西线要用更多新兵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汉斯军的钢铁洪流。
但这也是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两线作战。
斯大林最终拍板：
“远东军区保持一级战备，监视关东军。没有我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西调！”
到了七月上中旬，尽管局势依然极端恶劣，但一些细微的变化开始出现。
汉斯军的推进不再像最初两周那样势如破竹。
毛熊军的抵抗变得更有层次。
在某个不知名的路口，几辆新抵达前线的t-34坦克依托地形埋伏，其倾斜装甲弹开了汉斯军III号坦克的50毫米炮弹，76毫米坦克炮则轻易地将对手击毁。
汉斯军士兵第一次在面对毛熊国坦克时感到了技术上的劣势和震惊。
在斯摩棱斯克地域，被包围的毛熊军部队发起了决死的反冲击，虽然未能打破合围，但严重消耗了汉斯军的兵力和时间。
代价是惨重的。
整片整片的国土沦陷，成千上万的官兵牺牲或被俘，装备损失不计其数。
但毛熊这头被突如其来的重击打懵了的巨兽，终于在痛苦和混乱中，睁开了血红的眼睛，发出了低沉而危险的咆哮。
它的战争机器虽然笨重，虽然遍布伤痕，但已经启动，并开始缓慢而坚定地加速。
最寒冷的严冬，还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