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慌了。林实带走林夏的那一刻,他心口像被生生剜掉一块——这一别,恐怕就真的见不着了。林实从来就反对这桩婚事。那年林夏十八岁,撞见二十出头的他,两人一眼就陷了进去。纵然此刻他终于肯承认,林夏早已在他心里占了最重的分量,可朴安修先前的嘲讽,仍像根刺扎在肉里,让他抬不起头。
他猛地拉开车门,一节节车厢找过去。每节车厢挤着近百人,有人侧脸望着窗外,远处山脉连绵,青黛色的影子在玻璃上缓缓流动;有人低头跟同行的人絮语,穿浅蓝裙子的年轻女孩忽然掩唇轻笑,眼尾的光碎在空气里。一切都那么平和,唯独他,像个失控的疯子,扒开人群往前撞,喉咙里堵着“林夏”两个字,却喊不响亮。
连找了几节车厢,林家兄妹像化作水蒸气似的,没了踪影。
何建僵在过道中央,望着满车厢的人,忽然觉出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过客。每个人似乎都有奔赴的终点,有人在等,有处可去,唯独他,注定要飘着。
他想起自己的家。父母感情好,对他和弟弟向来疼惜,从不在孩子面前红过脸。弟弟总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可从柴米油盐到上学买鞋,能干的母亲样样亲力亲为,把俩孩子的日子打理得熨帖。何建长到很大才知道,牙膏是要花钱买的。父亲是成功的商人,他从小对“钱”没概念。直到和林夏结婚,面对那个总掉眼泪的妻子,他才第一次手足无措,只能往健身房躲。
地铁早开远了。何建像游魂似的走着,连穿几节车厢,除了偶尔有人起身去厕所,其余人都安静地等着到站。终于,车门“哐当”打开,人们蜂拥而出,多半是想吸口新鲜空气。被人流裹挟着往前挪,何建的脚像灌了铅,远远落在后头。地铁口的标语闪着光:“风里弄欢迎您。”
那小弄堂,是他和林夏的家。可他不敢回去。他怕,怕那没了妻子的屋子,没了烟火气,只剩一片冰凉。何况,他不会做饭。以前,他穿得臭烘烘的袜子,都是林夏默默拿去洗,从不说一句累。她就像天底下大多数妻子那样,白天在外打拼,晚上回家尽己所能打理他的起居,连卫生纸都备得足足的,家里的米缸、冰箱总填得满满当当。他长到这么大,从没当过一天家。
自大舅子林实在地铁站带走林夏后,何建找了好些日子,日子却一天比一天糟。
他父母总以“不干涉子女婚姻”为名义,自打婚礼上见过儿媳一面,便再没多问。小俩口没要孩子,长辈不好明催。后来林夏烦了,搬去跟外公住,何家也断了对小俩口的经济支援。母亲从不露面,有事只让父亲传话,两代人之间,早裂了道缝。
夜里,何建醉得厉害。扒着窗户往外看,城市灯火如星,可千千万万盏灯里,没有一盏是为他亮的。
他狠狠捶了下自己的脑袋。
“兄弟。”隔壁阳台上传来声音,一个男人举着酒杯朝他晃了晃,“干了这杯?”
“算了吧。”何建转身离开窗户。隔壁住的是个有十年酒龄的老酒鬼,这辈子娶过八个老婆,个个都跟他反目,走得远远的。这邻居太能喝,跟他住过的女人,没一个能忍受他无休止的辱骂——他骂她们是“剥削工人的老板”“做假账的会计”“缺斤少两的小贩”。每次买东西,他能把同居女人的日常开销一笔笔算到骨头里,除了酒,什么都被他视作“多余的支出”。想当年他也是个声名赫赫的富商,如今只剩满口酒气和谎话。
何建看着那老酒鬼一步三晃地去倒水,喝完又凑到阳台边,隔着栏杆跟他搭话。男人满脸倦容,声音苍老得像揉皱的纸:“上帝造女人就是个错,这世上啊,还是男人独自活着痛快。找个讨厌喝酒的女人,日子压根过不下去。”
“行了满世勋,”何建隔着墙喊,“再喝下去,明早该有人来查你水表了。”
他见老满又转身去倒水,忍不住补了句。这满世勋早年是公家人,还领过军饷,后来因生活不检点被革了职。听说他带兵打仗有套法子,可谁不知道,他训练时净出洋相?有回教新兵扔手榴弹,他瞎指挥,差点让人家送了命——他非让人家用其它手指勾着手榴弦就扔出去。打那以后,大伙才发现,这所谓的“半个军事家”,根本是个骗子。最后还是靠着家里的钱和几滴眼泪跟人家和解,才落得个被弃用的下场。
何建好些日子没回家了。心里堵得慌,便跟老满絮叨起他和林夏的事。老满听完,打了个酒嗝,给了个主意:“回林夏那等着去。小林重情义,不会跟那韩国人走的。”
他顿了顿,又拍着胸脯说:“想当年,韩国人请我去训兵,我爱国,一口回绝了!”
“得了吧满大爷,”何建笑了声,“幸亏你没去,不然人家哪能让你活着回来?教人家用错误手指勾着手榴弹,钢铁装甲师也得被你折腾光。”
老满被戳穿,不好意思地摸摸头,那张脸笑起来比哭还难看。“我去关水表了,”他嘟囔着,“唉,人老了,干啥都不行了。”
脚步声渐渐远了。何建望着隔壁空荡荡的阳台,发了会儿愣。
他决定了,去林夏的工作室找找。
可工作室锁着门,林夏不在。
她会在哪儿?
林实他不熟。唯一的线索,是外公。
林夏的外公林祥,还在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