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勒曼一号”成功发射三个月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航天学院的留学生公寓楼，比往年热闹了许多。
这幢建于五十年代的灰砖楼，走廊长而幽深，水房和厕所是公用的，墙壁上带着经年累月的印记。但此刻，许多房间的门上都贴上了手写的名牌，用中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甚至斯瓦西里语标注着主人的名字和国籍。空气里，常年萦绕的墨水和旧书味道，被一股复杂的、混合着各色香料、咖啡和不同口音英语的气息所取代。
三楼最东头的一间宿舍里，阿米尔·本·萨勒曼（Amir bin Salman）正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整理着自己的白袍头巾。他是阿勒萨巴王室旁支的远亲，也是国内第一批公派赴华学习航天技术的青年才俊之一。二十五岁，脸庞棱角分明，眼神里带着与生俱来的骄傲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他学的是“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这是“萨勒曼一号”项目合作框架下的定向委培。临行前，哈立德叔叔（就是那位曾与王胖子在基辅会面、后率团赴华的工程师哈立德）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阿米尔，你的眼睛，要像鹰一样锐利。我们送出去的，不止是学生，更是未来的种子。你要学的，不只是怎么造卫星，更要看懂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阿米尔对此深以为然。他带来了最先进的笔记本电脑，厚厚的笔记本，决心要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然而，开学第一周，他就遭遇了“文化冲击”。
上午的“高等数学”，授课的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厚厚眼镜的老教授，姓陈。陈教授语速不快，但板书极快，一行行公式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几乎不用看讲义。阿米尔的微积分基础不差，但面对这种充满技巧性和跳跃性的中式教学，他听得头晕目眩。旁边的中国同学则奋笔疾书，似乎习以为常。课间，他鼓起勇气用英语提问一个符号的含义，陈教授推了推眼镜，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简单解释了两句，然后说：“阿米尔同学，课后要多看教材，多做习题。数学，是工程的骨骼，骨头硬了，肉才能长得好。” 说完，又转身去写下一黑板的天书。
下午的“航天器总体设计”课，更是让他大开眼界。年轻的讲师直接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易的卫星构型图，然后开始“分配指标”：“载荷重量不超过50公斤，功率预算100瓦，寿命要求3年，成本控制在……我们假设是50万美元以内。好，现在分组，下课前每组给我一个初步的子系统质量功耗分配表。”
“50万美元？”阿米尔差点惊呼出声。在他的概念里，卫星造价动辄数千万上亿。他看向同组的中国同学，那是一个叫李建国的瘦高男生，正在飞快地按着计算器，嘴里念念有词：“结构15%，热控8%，电源20%……阿米尔，你们国家‘萨勒曼一号’的平台结构质量占比大概多少？用的什么材料？”
阿米尔愣住了。他只知道那是一颗通信卫星，很先进，但具体分系统质量……他从未关心过细节。“我……我需要查一下资料。”
李建国似乎并不意外，点点头：“嗯，先按常规铝蜂窝结构估算吧。对了，你们那儿日照条件怎么样？太阳能电池板效率有特殊要求吗？”
阿米尔再次语塞。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引以为傲的“王室工程师”头衔和在国内学到的理论知识，在这间充斥着实际约束和“斤斤计较”的教室里，显得有些苍白。这里关注的不是“有多先进”，而是“如何在极端限制下实现功能”。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工程思维。
晚上在食堂，他遇到了另一个“朝阳计划”的留学生，来自非洲东部国家肯尼亚的玛丽（mary）。玛丽学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明亮的姑娘，正对着一盘宫保鸡丁发愁——太辣了。两人用英语交谈起来，玛丽苦恼地说：“我的导师让我用他们提供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历史数据，分析东非大裂谷地区的植被覆盖变化，还要建立模型预测旱季……上帝，我连数据格式都还没完全搞懂。”
“至少你还有数据。”阿米尔用叉子拨弄着盘子里的红烧肉，没什么胃口，“我的小组作业是设计一颗用于‘沙漠绿化监测’的微纳卫星，要求用商业货架产品（cotS），成本控制在20万人民币以内。20万！在北京能买什么？一辆不错的汽车？”
玛丽噗嗤笑了：“那你应该去中关村电子市场逛逛，也许有惊喜。我的中国室友说，他们本科时就用手机芯片和开源代码攒过‘纸卫星’。”
“纸卫星？”阿米尔挑眉。
“比喻啦。就是极简、极便宜，但能完成基本功能的东西。”玛丽眨眨眼，“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怎么说呢，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资源有限，就拼命在想法和效率上找补。”
阿米尔若有所思。他想起了白天李建国飞快计算的样子。也许，哈立德叔叔说的“看懂他们怎么想”，指的就是这个？
日子在紧张的课程、晦涩的方言、陌生的食物和巨大的学业压力中一天天过去。阿米尔开始改变策略。他不再试图听懂每一句话，而是课后拼命借中国同学的笔记，泡在图书馆里对照中文教材和有限的英文资料死磕。他主动加入李建国的小组，从最初只能负责查资料、画图，到后来也能就某个构型的质量分配争论几句。他发现，这些中国同学虽然家境普通（至少在他看来），但基础扎实得可怕，对技术细节的执着近乎偏执，而且……极其擅长利用一切现有资源解决问题。一次，他们的卫星模拟电路板需要一个特殊的滤波电容，市面上买不到合适的型号。李建国愣是从旧货市场淘来一台报废的仪器，和另一个同学熬了一夜，把里面的电容拆下来测试、改造，最后居然真的用上了，成本不到十块钱。
“你们……经常这样吗？”阿米尔看着那枚“浴火重生”的电容，忍不住问。
“不然呢？”李建国头也不抬地焊接下一个点，“经费就这么多，想干事，就得自己想办法。老师说了，这叫‘土法上马’，是传统。”
“土法……上马？”阿米尔咀嚼着这个词。
周末，留学生办公室组织他们参观“国家航天高技术研究院”（虽然只能参观部分开放区域）。坐在大巴车上，阿米尔心情复杂。这就是那个造出“萨勒曼一号”、让他祖国为之沸腾的地方？看起来……有些朴素，甚至有些陈旧。灰色的楼房，茂盛的梧桐树，骑着自行车穿行其间的、衣着普通的工作人员。
然而，当他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走进“航天器环境工程实验室”，看到那庞大的振动台、热真空罐，以及穿着白大褂、神情专注地进行测试的工程师时；当他们在展览室，看到从最早的探空火箭模型，到“长征”系列火箭的剖面图，再到“神舟”飞船的返回舱实物时；当讲解员平静地讲述着这些成就背后，是多少人隐姓埋名、在戈壁荒漠中风餐露宿的故事时……阿米尔沉默了。
他想起自己国家为“萨勒曼一号”欢呼雀跃时，国内媒体对华夏航天“突然崛起”的惊叹，甚至夹杂着一丝“他们怎么能这么快”的疑虑。现在，他似乎触摸到了一点答案。那不是魔法，是无数个像李建国那样的年轻人，在简陋的条件下，用“土法上马”的智慧和“斤斤计较”的执着，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他们的“新”，是建立在对自己“土”的极端坦诚和极致利用之上的。
参观结束后，他们在研究院的食堂用了便餐。饭菜简单，但分量很足。阿米尔注意到，不少中国工程师一边吃饭，一边还在讨论问题，甚至在餐巾纸上画示意图。气氛热烈而专注。
回程的大巴上，玛丽小声对他说：“阿米尔，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愿意帮我们造卫星，教我们技术，不仅仅是为了钱或者资源。”
“那是为了什么？”阿米尔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
“也许……”玛丽想了想，用了一个她从中国同学那里学来的词，“是一种‘道’？他们自己从很困难的地方走出来，所以知道那条路有多难，也愿意告诉别人哪里有石头，哪里有水。当然，”她狡黠地笑了笑，“告诉你路，和你自己有能力走过去，是两回事。他们似乎很乐意看到我们自己学会走路。”
阿米尔没有回答。他想起陈教授板书时坚定的手势，李建国拆卸旧仪器时专注的眼神，还有展厅里那些泛黄的照片上，在漫天风沙中建设发射场的、笑容灿烂的年轻面孔。
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涌上心头。那不再是单纯的、来自技术先进国的距离感，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掺杂着敬佩、理解和隐约竞争心的情绪。他来自一个古老的、拥有石油和沙漠的国度，渴望用新的“眼睛”看清自己的土地。而这里，这个同样古老、曾饱经磨难的国家，正用一种他未曾想象过的坚韧和智慧，为自己，也为像他一样渴望仰望星空的人们，铸造通往星辰的阶梯。
他拿出笔记本，在第一页，用阿拉伯文和中文，并排写下一句话：
“从沙漠到星辰，路在脚下，更在脑中。”
车窗外，华灯初上。这座古老而崭新的城市，正用它特有的节奏和温度，拥抱着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而在研究院的某个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李振华刚刚审阅完一份关于“朝阳计划”下一阶段留学生选拔与培养方案的报告。
他放下笔，走到窗前，望着远处北航方向依稀的灯火。
种子已经播下。有些会发芽，有些会沉睡，有些可能会夭折。但只要有阳光、土壤和耐心的浇灌，总有一天，会有一片新的绿洲，在曾经荒芜的土地上，顽强地生长出来。
而这，或许才是“朝阳”真正的含义——不仅是带来光明，更是唤醒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