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组织这么大规模的外出活动，家里必须有人坐镇，以防突发情况。刘正茂主动承担了留守大队部值班的任务，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上午，阳光正好。肖长民、牛炼钢、刘建国三人闲着没事，爬到了刘正茂新房那平整的屋顶上，铺了张旧报纸，坐下来打扑克牌，一边晒太阳一边消磨时间。序伢子则忙前忙后，给他们端茶送水，当好后勤。
扑克打了一个多小时，牛炼钢觉得光玩牌没点彩头不过瘾，把牌一扔，说：“老是干打牌，不来点真格的，没意思！不玩了！”
肖长民坏笑着问：“不打牌，那你想干嘛？这大白天的大队部静悄悄的。”
牛炼钢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有些发麻的腿脚（坐在硬水泥地上时间长了，血液循环不畅）。他环顾四周，说：“好久没来大队仔细转转了，正好四处看看，活动活动筋骨。”
序伢子在一旁听了，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他说：“牛哥，刘哥，大队刚给刘知青划了自留地，就在那边坡上，还长满荒草呢。要不……咱们去帮刘知青开荒？把地里的草烧了，把地翻出来？”
牛炼钢一听，来了兴致，笑着说：“这个主意好！走！去给刘正茂开荒去！咱们每人认领一块地，比一比谁挖得快、挖得好！到时候种出菜来，咱们挖的地，收成对半分！怎么样？”
刘建国看着牛炼钢那跃跃欲试的样子，有点怀疑地问：“你？能吃得了这个苦？挖地可是实打实的力气活！”
牛炼钢用挑衅的眼神看着刘建国那相对单薄的身板，说：“怎么？怕了？要不咱俩比一比？看看谁先喊累？谁才是真不能吃苦的？”
刘建国年轻气盛，哪受得了这个激将法，立刻应战：“比就比！谁怕谁啊！赌一包烟！就以一个小时为限，谁挖的面积少，谁输！敢不敢？”
肖长民多精明，马上把自己摘出来，笑着说：“好！我和序伢子给你们当裁判！公平公正！”
序伢子立刻跑回家，拿来三把磨得锃亮的锄头，分给牛炼钢和刘建国每人一把。然后带着他们来到离刘正茂新房一百多米外的一处向阳的坡地，指着一片长满巴茅草和不知名野草的荒地说：“就是这里了！大队说了，刘知青能开出多少荒地，都算他家的自留地！刘知青家能得多少地，就看你们今天的表现了！”
实际上，按照政策，刘正茂作为单身知青落户，按规定只能分到一分地（约66平方米）的自留地。但负责分地的生产队长吴克强，觉得刘正茂为大队做了这么多贡献，而且估计他也没太多时间种地，就想做个顺水人情。他对华潇春说，在这片指定的坡地区域，刘正茂家能开出多少荒地，大队都认可算作他家的自留地。
华潇春原本的计划，是等许二娃、王再进有空时，再请他们帮忙慢慢开荒。没想到，今天序伢子灵机一动，用激将法忽悠着牛炼钢和刘建国这两位“免费劳力”先干上了。看着牛炼钢和刘建国摩拳擦掌、挥锄开干的架势，序伢子和肖长民在一旁偷着乐，这下可给刘正茂家省了不少事。
上午，刘正茂独自留守在大队部办公室值班。原本负责广播站日常播音和新闻转播的谷薇，被临时抽调去协助组织学生春游活动了。因此，今天上午的广播新闻转播任务，就由刘正茂代为完成。
他先简单地打扫了一下办公室的卫生，给两个暖水瓶都灌满了开水。然后，他熟练地打开广播设备，调整好频率，开始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新闻转播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刘正茂利用这段空闲时间，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和钢笔，抓紧时间将昨晚睡梦中回忆起的一些关于“前世”（郝江山）的重要事件片段记录下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刘正茂对自己脑海中这两种记忆的涌现规律，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和掌握。他发现，当自己处于清醒状态、精力充沛时，思维和记忆主要是由现在这个身体（刘正茂）本身的经历和认知主导的。然而，当身体感到疲惫、精神不济时，或者在睡梦之中，那些属于“前世”郝江山的记忆碎片，就会不受控制地、杂乱无章地“蹦”出来。
这些来自“前世”的记忆，大多模糊不清、支离破碎，就像一堆被打乱的拼图碎片。有时会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轮廓，有时又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而且，这些记忆碎片的时间线非常混乱，有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很清晰，有些则是几件不同时期的事情混杂在一起，如同人在梦境中，思维跳跃性极大，逻辑也十分凌乱。
面对这种情况，刘正茂采取的策略是“先记录，后整理”。他坚持每天一有空闲，就把还能回想起来的梦境内容，无论清晰与否，都尽可能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上。他相信，随着记录内容的增多，或许将来能从中梳理出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和规律，方便自己在需要时查阅和利用。
新闻节目转播结束后，刘正茂将扩音机的音量调小，切换到省台正在播放的音乐节目。喇叭里传出的，全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和红色旋律。
处理完广播站的事务后，刘正茂才开始处理今天需要他亲自联系的工作。他拿起办公桌上那部老式摇把电话机的话筒。
他拨出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南塘大队的。接电话的正是新任大队长王黄。王黄的父亲不久前升任了黄金公社的副主任，南塘大队原来的大队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支书，而王黄则接替了大队长的职位。
“喂，你好！请问是南塘大队吗？我找王黄大队长。”刘正茂客气地说道。
“哦，是王哥啊！你好你好！我是樟木大队的刘正茂。”听到王黄的声音，刘正茂热情地打招呼，“王哥，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家新房那边还有点收尾的活儿，想请你们大队的泥木工师傅过来帮帮忙。想问一下，你们的人大概什么时候能抽空过来？”
电话那头，王黄似乎查看了一下安排，回答道：“正茂啊，我们这边春耕扫尾也忙，估计还得等两天才能抽得出人手。”
“好的好的，两天后是吧？我心里有数了，谢谢王哥！”刘正茂记下时间，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对了，王哥，还有个事想打听一下。你们南塘大队或者附近，有没有手艺好、靠谱的打井师傅？我家想打一口水井。”
王黄有些不解地问：“打井？你们樟木大队不是有电工班吗？马电工他们应该会弄这个啊？何必舍近求远呢？”
刘正茂苦笑了一下，解释道：“王哥，不瞒你说，前段时间不是有人写匿名信举报我，说我占大队的便宜嘛。虽然组织上调查清楚了，是诬告，但这种事，瓜田李下，还是避避嫌好。我现在做事得更加注意影响。请大队的电工班帮忙，就算我给钱，也难免有人会说闲话。所以我想，干脆多花点钱，直接请外面的师傅来打井，账目清楚，谁也挑不出毛病来。花钱买个心安。”
王黄在电话那头表示理解：“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考虑得周到。打井师傅我们这边有，手艺还不错。”
“那太好了！”刘正茂高兴地说，“那就这样定了吧？两天后，请你让打井师傅和泥木工队伍一起过来。工钱和材料费都按市场行情算，该多少就是多少，咱们亲兄弟明算账。”
王黄可能想客气一下，说：“正茂，你看你这就见外了，一点小忙还谈什么钱……”
刘正茂连忙打断他，诚恳地说：“王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正因为咱们关系好，这钱才必须给。你现在是大队长了，更要注意这方面的影响。现在这风气，有些人就喜欢捕风捉影，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写封匿名信，就能给人添不少麻烦。咱们按规矩办事，对大家都好。”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王黄被说服了，“那咱们就说定了，两天后我带人过去。”
“好！谢谢王哥！再见！”刘正茂挂断了电话。
经历过上次被举报的风波后，刘正茂在为人处世上变得更加谨慎，尽量做到公私分明，不留任何可能授人以柄的话柄。
接着，他拨出了第二个电话，这次是打给省石油公司的一位朋友。他在电话里向对方报了备，说明了樟木大队计划申请建设加油站的事情，并恳请对方在内部帮忙，等到高岭县正式向上级提交申请报告时，能在关键的审批负责人面前帮着说几句好话，促成此事。
第三个电话，他打给了市邮电局的陈延安科长。同样，他也是就樟木大队计划开办邮电所的事情，请陈科长在邮电系统内部帮忙疏通关系，给予支持。
陈延安科长在电话里答应得很爽快：“小刘啊，你放心！在你们大队设邮电所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从市局这边走流程，问题不大。主要的职工也由我们市局直接派遣。只要你们县一级的邮电局不插手、不设置障碍，这事基本上就能成。”
实际上，陈延安如此爽快，是有其内部原因的。当时市邮电局正好有几个职工子弟“下乡”的指标名额需要落实，其中涉及到某位局领导的一位亲属。如果能够通过刘正茂的关系，将这位领导亲属的“下乡”地点安排在樟木大队，然后市局再以设立邮电所需要人手为由，将此人招录为邮电所职工，这就相当于巧妙地利用政策，完成了一个“曲线招工”的指标。这既能完成下乡任务，又能解决领导亲属的工作安排，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不过，刘正茂此时并不清楚这背后的具体缘由，他听到陈科长答应得这么痛快，心里很高兴，立刻表态：“县邮电局这边的工作，由我来负责协调！应该问题不大。”
陈延安科长说：“好！只要你把县局那边协调好了，就马上通知我。我这边立刻就可以启动程序，尽快在你们大队把邮电所建起来！”
“太好了！谢谢陈科长！那我这边抓紧协调，有消息立刻向您汇报！”刘正茂感激地说道。
通过这几个电话，刘正茂为樟木大队下一步的基础设施建设，又铺平了一些道路。他放下电话，看着笔记本上记录的事项，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该联系谁，该怎样一步步地把这些规划落到实处。
经过短暂的考虑，刘正茂决定还是直接给县革委会主任秦柒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毕竟，在樟木大队设立邮电所这件事，涉及到与县邮电局的协调，有县里主要领导的支持，事情会顺利很多。
电话接通后，刘正茂简明扼要地向秦柒主任汇报了与市邮电局陈延安科长沟通的情况，并提出了希望县里能协调县邮电局给予支持。
秦柒主任听完，一如既往地果断，当即表态：“小刘，这件事我知道了。你直接给市邮电局的同志回话，就说我们高岭县革委会坚决支持市局在樟木大队设立邮电所的决定！这是好事，我们全力配合！具体手续和流程，就按市局的意见办，县邮电局这边的工作，我来协调！”
秦柒主任之所以答应得如此爽快，是因为他深知，虽然一个大队级的邮电所规模不大，但真要新建，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需要申请一个全新的邮政编码。而这个编码的审批权在省一级的邮电管理局。如果由市邮电局直接牵头来办，很多手续就可以从省、市层面直接走通，高岭县这边反而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只需要配合落实场地和基本建设即可。这无疑是最有效率的方案。
由于事先计划周详、组织得力，大队组织的春游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上午，大队部的电话都安安静静。临近中午时分，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正在伏案工作的刘正茂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紧张起来，生怕是春游队伍在外面出了什么意外。
他迅速抓起话筒：“喂，你好！樟木大队部！”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带着明显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有些急促：“你好哇！请问，刘正茂知青在不在啊？”
刘正茂立刻听出了对方的声音，松了一口气，回答道：“我就是刘正茂。您是……光普兄弟？”
“系我啦！刘仔！”对方确认了身份，正是远在南方沿海某渔业大队的陈光普。他压低了些声音说：“我们大队这边，最近又攒下了几千斤海鱼腌制的咸鱼啦！你看，什么时候方便过来拉一趟货啊？另外……正好有个人，想趁这个机会，同你见上一面。”
陈光普的话说得很隐晦，但刘正茂心里立刻明白了。过年时，他通过特殊渠道，将父亲刘圭仁亲笔写的一封家信和几张近期拍的全家福照片，辗转送到了陈光普手中，委托他设法传递给海外那位失散多年的二伯（刘圭仁的二哥）。现在，陈光普提到“有个人想见面”，指的极可能就是这位二伯。看来，信件和照片已经成功送达，并且对方已经确认了父亲的身份，这才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刘正茂心领神会，也用隐晦的方式回应道：“光普兄弟，拉货的事，最好还是我本人亲自过去一趟比较稳妥。对了，你们那边最近的天气怎么样？海况允许的话，我还真想跟着你们的渔船出一趟海，体验体验。”
“冇问题啦！”陈光普会意，接着具体约定时间，“你看，五月十三号到十五号左右，这个时间方便过来吗？那个时候，我们大队正好组织一次近海捕捞作业，机会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