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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东宫偏殿的檀香,在晨昏交替中燃出沉厚底色,三年来从未断绝。萧燊静执谢渊手书的《民本策》,泛黄纸页边缘已被摩挲得起毛,“愿以残躯护苍生”的题跋旁,是他连日来圈点的朱痕,指腹反复碾过“苍生”二字,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这册孤本是他三月前整理谢渊遗物时,在一叠旧朝服中寻得的,书脊用棉线重新装订过,显然是谢渊生前常读之物。他夜以继日研读,读到“漕渠溃堤,当与民同筑”时泪湿纸页,读到“义学兴,则民智开”时击节长叹,终在谢渊灵前叩首三拜,额头触地的瞬间,哽咽着称“谢师”。三载光阴倏过,谢渊棺椁已归葬故土,然漕渠纤夫“谢公活我”的号子、田埂老农“金穗子救了命”的笑语、戍营士卒“狐裘暖到心”的欢歌,皆从遗籍字行间鲜活走出,如晨钟暮鼓,叩击着东宫的寂静。沉水香的烟气在他睫羽间凝成细小的水珠,恍若泪痕。

是日早朝,丹陛之上香烟缭绕,鎏金香炉中沉香木燃得正旺,映得萧燊明黄朝服上的龙纹愈发威严。他执圭而立,声震殿宇,目光扫过阶下百官:“忠肃公谢渊,历仕三朝,从钱塘县丞到当朝太保,躬亲民事三十载。他踏过漕渠的烂泥,尝过灾区的苦麦,守过雁门的风雪,以一身担天下之劳,以一心系万民之苦。其功当铭青史,其德当为万世官箴!”百官屏息,唯有丹陛两侧的铜鹤似被声浪惊动,轻轻振了振羽翼。萧燊顿了顿,语气愈发沉毅:“今仿圣祖修《政要》、成祖编《弘文》之制,命翰林院牵头,集国子监、史馆之力,编修《谢渊遗事》。本宫亲任监修,审定篇目——凡他的治政举措、民生善举,纤毫不可遗漏;其为官之要、济世之心,务必详加阐发,为后世君臣立一面照心之镜!”话音落时,殿外恰好传来晨钟,声传九陌,与他的誓言共振。

旨意既下,朝野肃然。翰林院次日便在文渊阁西侧设下修书馆,门楣悬“稽古右文”鎏金匾额,是萧燊亲笔题写。馆内置总裁官三员,由太子少师、内阁大学士领衔;副总裁六员,皆为翰苑宿儒;又从太学、地方府学抽调饱学之士五十人,分掌考订、编次、誊录之职,各司其职,案牍如山却井然有序。身着绯色朝服的编修官首次入东宫领旨时,刚踏入偏殿便被满室书卷气包裹——谢渊的巡访札记摊在正中,墨迹如新,页边沾着漕渠的泥水痕迹;百姓联名的颂状叠了半尺高,粗粝的麻纸上是密密麻麻的指印,想来是众人按捺时用力过猛所致;地方呈报的政绩册用红绳捆着,每一本都有谢渊朱笔圈点。萧燊的批注更醒目,“此处当详载治盐之法,附盐价前后对比”“民心之语不可删改,‘谢大人给俺递过馒头’这类话,比朝堂赞词更真”,朱笔沉劲,力透纸背,连编修官都忍不住屏息凝神。

“谢公一生,未蓄金银,唯留此等为民奔走之迹。”萧燊指着案上最厚的一叠卷宗,声线沉缓如檀木击石,他随手拿起一本《河南农政录》,书页间掉出半粒干枯的麦种,是谢渊当年亲试的“金穗子”。“本宫读其《民本策》,见‘以民为心’四字贯穿始终,从钱塘清盐到河南劝农,从雁门戍边到京城兴学,从未变过。故而在他灵前叩首三拜,自认弟子——他虽未亲授我学业,其遗作便是最好的师门教诲。”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编修,语气陡然严肃:“编修此书,非为一人立传,实欲将‘民为邦本’四字,刻入朝堂的骨血里。凡他亲赴之地,要派专人复核;亲办之事,要查官府卷宗、民间碑刻;亲言之语,哪怕是农户口中‘谢太保送过麦种’一语,亦要寻得当事人佐证,断不可有半分虚饰。若有敷衍塞责者,以欺君论罪!”

编修官领旨退下时,见萧燊正将一函谢渊亲绘的漕渠图郑重纳入锦盒,锦盒是前朝贡品,紫檀木胎嵌螺钿,他却用粗布仔细包裹图卷,生怕边角磨损。“此图标注的淤塞点、减水闸,皆为谢公以脚丈量所得,”萧燊的指尖抚过图上“王家渡”三字,那里曾是溃堤重灾区,“他当年在王家渡堵决口,三天三夜未合眼,脚下的草鞋磨穿了两双,脚趾甲盖都嵌进泥里。编修时须将此图附于治水篇后,再配一幅如今的漕渠图,让后人看看,谢公的心血换来了什么。”言罢,他从书架上取下两本蓝布函套的典籍,正是《大吴圣祖政要》与《弘文总集》,翻开《圣祖政要》的凡例页,上面有先帝亲批的“考订必求实证”字样。“仿此规制,每节必附三重佐证:官府卷宗、民间碑刻、当事人证言,缺一不可。”香兽炉中沉水香袅袅升腾,将案头“为后世立镜”四字朱笺映得愈发鲜明,如同一簇在岁月中永不熄灭的火种。

愤歌?育才

其一

贫户岁岁汗浸蓑,田畴空对稻禾槁。

非为耕辛逊他人,只缘目不识农稿。

茅檐夜泣饥肠断,朱门酒肉臭相绕。

无学怎脱泥涂苦,任吏盘剥若剥皮。

塞风卷沙拂帝畿,边关将懦惧胡骑。

朝堂衮衮尽纨绔,论策唯将旧简披。

国弱本缘乏才俊,豺狼环伺竞相逼。

吾悲黔首悲肠裂,吾叹邦危怒发立。

肃公遗奏凝血泪,欲为寒门辟通衢。

击碎阀阅拦路虎,广设学庠教童孺。

墨香荡涤愚蒙气,笔锋可作斩妖殳。

待得贤才满天下,挥戈一振旧纲纪。

民有智则仓廪盈,国有杰则山河砥。

从此人间无冻馁,笑观朝阳耀五湖。

其二

秋风卷茅破吾庐,雨漏床湿夜难舒。

卷茅飘堕泥沟内,稚子抱絮啼寒宵。

翁妪冻坐叹命蹇,非因天寒因识迂。

不知筑垣御风雨,唯向神佛叩首呼。

朱门绣闼暖若春,谁悯茅屋骨形癯。

官吏催租敲破壁,无学焉辨苛与输。

民穷国弱根相系,朝堂乏才祸难除。

胡骑窥关烽火急,将相犹把美酒沽。

吾见此景眦欲裂,恨无利刃诛腐儒。

肃公遗策重提起,欲教寒士明经途。

拆却豪门千间厦,广建学馆育贤徒。

民有智则茅屋固,国有才则江山殊。

待扫阴霾见白日,与民同醉饮屠苏。

从此人间无敝庐,春风拂暖万家居。

谢渊弱冠登科,赴任时只带了一个老仆、半箱书籍,还有母亲留给他的一支银簪。彼时的钱塘虽称富庶,盐政却糜烂不堪——盐商勾结县令王怀安,将官盐价格抬至“斤盐耗半月口粮”,寻常百姓只能买私盐度日,稍有不慎便获重罪。上任第三日,牢房里便押来一位白发老妇,因偷了半袋私盐被差役打得遍体鳞伤,见了谢渊便泣不成声:“大人,我孙儿才五岁,生了热病要吃盐发汗,官盐我实在买不起啊!”谢渊看着老妇渗血的衣裤,又问了牢卒“私盐售价”,竟比官盐还低三成,当即断定其中有弊。他连夜提审盐商账房,又亲赴盐场查勘,烛火燃尽三枝,终在账册暗格中搜得行贿铁证,上面不仅有王怀安的签名,还有他收受金银的明细,墨迹未干,罪证确凿。

他亲赴城东盐场查勘,七月的日头毒得像火,盐工们赤身浸泡在齐腰深的卤水中,皮肤被泡得发白起皱,脚底板生满冻疮却仍遭监工催逼。一个年轻盐工当场晕厥,监工竟挥鞭就打,骂道“懒骨头”。谢渊大步上前夺过鞭子,怒斥:“他们是百姓,不是牲畜!”当即拍案下令:“即日起,盐价依国律降至每斤三文钱,盐工月钱加三成,监工再敢施暴,以虐待良民论罪!”县令王怀安得知后,带着一箱金银找上门,以“上官施压”相胁:“谢县丞,盐商背后是按察使大人,你得罪不起!”谢渊将金银掷在地上,金元宝滚得满地都是,他掷笔怒斥:“为官若惧权压,何谈为民做主?按察使又如何?我这县丞的乌纱帽,是朝廷给的,更是百姓给的!”次日一早,他便亲携卷宗赶赴省城按察使司,历数王怀安与盐商的罪状,连盐商送给按察使的“生辰贺礼”都一并揭发。最终,王怀安与涉事盐商一并问罪,伏法之日,钱塘百姓沿街张灯结彩,鞭炮声从街头响到街尾。

百姓感其恩德,自发在县衙前的老槐树下立“清盐碑”,碑石是众人凑钱请石匠打磨的,上面密密麻麻镌满姓名,有盐工、有小贩,还有被救的老妇。立碑那日,老妇带着痊愈的孙儿来谢恩,孩子捧着新蒸的米糕,怯生生地递到谢渊面前:“大人,甜的。”谢渊蹲下身,抚着孩子冻红的小手,将米糕掰成小块,分给在场的衙役和百姓,笑言:“此乃百姓心意,当与众共尝,方不负其情。”他自己只吃了一小块,米糕的甜香混着汗水的咸味,在他舌尖化开,他在日记中写道:“为官者,当记此刻滋味——百姓的甜,才是真甜。”县衙的老差役后来对编修官说:“谢大人那几日高兴得睡不着,夜里总去碑前站着,用袖子擦碑上的灰。”

编修官将这节初稿呈至东宫时,特意附上了从钱塘县档案馆寻来的谢渊日记残页。萧燊摩挲着残页上“百姓的甜,才是真甜”的字迹,指尖微微发烫,他提笔在初稿旁添注:“本宫读谢公遗籍,知其初仕便明‘权轻不忘民重’之理,此为官第一要义。他在钱塘所做的,看似是清盐弊,实则是守民心——这等初心,便是我认他为师的缘由。”写罢,他又想起《民本策》中谢公自记此事的段落:“官帽上的纱料,皆出百姓之手,沾染污浊便是负民,便是负天。”彼时他正因户部呈报的盐价波动而烦忧,读罢这句,当即传旨严查各地盐政,朱笔在批注后又重重画了个圈,墨迹透纸。

卷宗末附的钱塘县志嘉靖版残页,是编修官从县学的藏书楼中翻出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边缘有虫蛀的痕迹,却仍清晰记载着:“谢丞在任半载,盐价平,民心安,商旅渐兴。昔时私盐贩子绝迹,盐工归家团聚者三百余人,县中孩童传唱‘谢公来,盐价跌,家家有盐腌咸菜’。”这段记载的字迹歪歪扭扭,是当年的县学教谕所写,他在跋中说:“我本以为谢丞是书生愣头青,谁知他做事比老吏还稳,这县志我亲自执笔,不敢有一字虚言。”这些文字虽朴素,却如谢渊的初心,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历久弥新。

雁门关外的风沙如刀,刮在人脸上生疼,谢渊以兵部尚书衔督边之际,恰逢匈奴左贤王率部来犯,更糟的是,戍边士卒已缺衣少食三月有余,军饷被粮官刘三克扣大半,不少人冻得手都握不住兵器。他入营首日,便撞见几个士卒在啃发霉的窝头,见了他便慌忙藏起,眼里满是畏惧。谢渊二话不说,命人将刘三绑来,当着全营将士的面,宣读他私吞军饷的罪状——“克扣军饷共计五千两,买良田三顷,纳小妾两名”。刘三哭喊着“求尚书大人饶命”,谢渊却拔出佩剑,剑刃抵着他的喉咙:“弟兄们在前线流血,你却在后方享乐,此等败类,留之何用?”说罢手起剑落,刘三当场伏法。他将抄没的银两尽数补发,对着将士们单膝跪地,立誓:“有我谢渊在,必令弟兄们穿暖吃饱——战死有抚恤,家人有安置;生还能归乡,茅屋有炊烟!”声震营垒,将士们无不落泪,齐声高呼“愿随尚书大人死战”。

他深知“兵贵神速”,旧的烽火传信法需两时辰才能将敌情传到关内,极易误事。于是带着亲兵沿边勘察三日,在地势高处增设十二座了望台,用“浓烟为号,短烟为警”的新方法,将传信耗时从两时辰缩至一炷香。有老兵质疑“这法子能行吗”,他便亲自在了望台上值守三日,示范传信,冻得嘴唇发紫仍笑着说:“你们看,关内的援兵半天就到了,这就是快的好处。”解决了军情传递的问题,他又亲赴草原深处,与匈奴部落和谈。匈奴首领见他只带了两个随从,不带兵器,只携了江南的丝绸和茶叶,不禁动容。谢渊笑道:“打仗伤的是百姓,互市赚的是生计,为何要拼个你死我活?”最终定下“以茶换马,以布易羊”的盟约,既解了边民无盐之苦,又消弭了战乱隐患。冬夜巡营时,他见一个伤兵裹着破棉絮发抖,当即解下自身的狐裘,亲手为他披上,自己只着单袍站在风雪中,老亲兵要脱衣给他,他却摆手:“我是尚书,冻不坏,他伤着腿,不能再受寒。”

边民为避战乱,多躲入深山岩洞,吃野果、喝雪水,不少老人孩子染了风寒。谢渊得知后,立刻派人在山下平坦处筑“安边堡”,夯土为墙,盖起五十间土坯房,又从关内调运麦种和耕牛,划给每户十亩耕地。他还特意从江南请来两名织布工匠,在堡中设了“织坊”,教边地女子织布。有个叫巴图的老牧民,带着全家来谢渊,捧着一碗热腾腾的奶茶,颤声说:“谢大人一来,咱不用再躲狼,也不用怕兵了,连过冬的棉衣都有了!”奶茶里放了最珍贵的奶豆腐,是老牧民舍不得吃的。谢渊接过奶茶一饮而尽,暖意从喉咙滑到心底,他拍着巴图的肩膀笑答:“同是大吴子民,本就该守望相助。你们安心种地、放羊,有我在,谁也不敢来欺负你们。”他还让人在堡外立了块“汉蒙一家”的石碑,石碑上刻着两种文字,风吹雨打,字迹却愈发清晰。

匈奴首领感其诚信,亲自赶着一百匹良马来到雁门关,在关前立“盟誓碑”,碑上刻着“永结秦晋,不相侵扰”。谢渊回京复命时,戍卒与边民十里相送,队伍从雁门关一直排到山下的安边堡。有个叫赵二柱的士卒,把妻子绣的“忠勇”二字粗布鞋垫塞给他,针脚虽拙,却绣得密密实实:“大人,这鞋垫防潮,您路上穿。”谢渊收下鞋垫,从袖中摸出半锭银子递给她:“给孩子买些糖吃。”萧燊审定此节时,正翻看着谢渊的《戍边札记》,其中一页画着那双鞋垫的草图,旁注“赵二柱妻绣,针脚密,民心实”。他忆及《民本策》中“守边先安边,安边先安民”的批注,提笔写道:“谢师以仁安边,胜十万雄师。他守的不是关隘,是民心——此‘师’乃本宫读其遗作后所认,敬其心,敬其行,更敬其‘以民为盾’的担当。”

卷宗附的戍卒名册残页,是从兵部档案馆的旧柜中找到的,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却工工整整。“赵二柱”“李铁山”等名字旁,均有“赏布二匹、银五两”的记录,笔迹正是谢渊亲书,笔锋间藏着对士卒的体恤。编修官还走访了赵二柱的后人,他的孙子赵承业如今在雁门关当差,家里还珍藏着当年谢渊赏赐的布匹,虽已褪色,却被裱在镜框里。赵承业说:“爷爷临终前说,谢大人是百姓的官,也是当兵的官,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记着他。”这些细节,都被编修官详实记录在案,作为谢渊戍边功绩的佐证。

河南大旱,整整三个月没下一滴雨,土地龟裂得像老树皮,用锄头一挖就碎成粉末,麦种播下不过三日便枯成了灰。谢渊以户部尚书兼河南巡抚之职,星夜赶赴灾区,马车在尘土飞扬的官道上跑了三天三夜,他几乎没合过眼,抵达河南府时,嘴唇都裂出了血口子。刚下马车,就见一个老农抱着枯苗坐在田埂上痛哭,枯苗的根须裸露在外,早已失去生机。谢渊快步上前,当即跪地检视土壤,指节磨出血痕仍不止步,指尖捻起一把土,土屑从指缝间簌簌落下。他站起身,决然道:“三日之内,必引黄河水入田!若办不到,我谢渊自请罢官,以谢河南百姓!”他当即召集当地官吏和乡绅,亲自画出引水渠的路线图,图上的每一个拐点,都是他用脚丈量过的。随后亲率数千役夫沿黄河挖渠,脚被碎石扎破,便用粗布裹伤,鲜血渗过粗布,在渠边留下一个个暗红的脚印,却仍带队勘测不辍。

光引水还不够,耐旱的麦种才是根本。谢渊早有准备,从江南调运了十万斤耐旱的“金穗子”麦种,这是他前一年在江南任职时,亲自培育的新种,亩产比普通麦种高两成。他亲在田埂上示范播种,蹲在滚烫的田地里,手把手教农户“浅种深浇”之法:“种子埋一寸深就够了,浇水要浇透,这样才能扎根。”有个叫张老栓的农户,捧着麦种哭道:“谢大人,这要是再种不活,俺们全家就只能逃荒了。”谢渊拍着他的胸脯担保:“你放心,这麦种我在江南试过,耐旱耐涝,要是绝收,我谢渊以自己的俸禄赔你全年口粮,绝不食言!”为了让农户安心,他还奏请朝廷减免河南三年赋税,设立“农贷司”,借给农户耕牛、农具和种子钱,利息只收一成,还不上的可以用粮食抵扣。不少农户感动地说:“谢大人是把心都掏给我们了。”

天不负苦心人,秋收时节,河南的田野里金黄麦浪翻滚,风吹过,麦穗沙沙作响,像在唱丰收的歌。经农户实地丈量,亩产较往年增四成,不少田地都打了千斤粮。张老栓捧着饱满的麦穗,带着全家来谢谢渊,要把最好的新麦送给他。谢渊婉拒了,只从他手中接过一粒麦种,放在手心细细端详,麦种金黄饱满,带着阳光的温度。“我只要这一粒麦种作念想,”他笑着说,“这粒种子,是百姓的希望,比什么都珍贵。”他还在河南推广“稻麦轮作”的方法,春天种稻,秋天种麦,提高土地利用率;又修通灌溉水渠三十余里,水渠两旁种上白杨树,既固堤又遮阳。从此,河南从“十年九灾”的重灾区,变成了“年年丰收”的天下粮仓。当地百姓私下里都称他为“谢谷神”,家家户户都供起他的长生牌位,牌位上写着“谢公渊,救民于水火”。

编修官为了核实这段往事,特意千里迢迢赶赴河南,在开封府的一个小村落里,找到了当年受赠麦种的张老栓。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腿脚不太方便,听说编修官是来记录谢渊事迹的,当即让孙子搬出一个旧陶罐。陶罐上刻着歪歪扭扭的“谢公种”三字,是老人用烧红的铁针一笔一划烫上去的,罐口用浸过桐油的棉纸封得严严实实。老人打开陶罐,里面是几十粒保存完好的“金穗子”种子,依旧金黄饱满。“这是谢大人给的‘救命种’,俺们世世代代传着,每年都留几粒,”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没有谢大人,就没有俺们张家的今天。”萧燊见此记述,忆起《河南农政录》中谢渊“农稳则国安,农安则天下安”的论断,提笔写道:“农为邦本,谢师以农安天下,此乃治国根基。他蹲在田埂教农户播种的样子,比朝堂上的百官都更像‘师’——本宫认师,正因他事事以民为先,把百姓的饭碗放在心上。”

卷宗附的《河南农政录》抄本,是编修官从河南府学的藏书楼中抄录的,原书是谢渊亲手装订的,纸页边缘沾着泥土和麦屑。抄本中详载了“金穗子”的种植之法,从选种、泡种到播种、施肥,都写得清清楚楚。页边“雨后播种最佳,可保墒情”的批注,是谢渊亲书,墨迹中还沾着些许褐色的泥土,显然是他在田埂上记录时沾上的。编修官还在抄本的末尾,发现了谢渊的一段手记:“今日在张老栓的田里,见麦穗比别处壮,问其缘由,是他每日浇水时都用草木灰拌水,此法可推广。”这些细致入微的记录,正是谢渊亲耕亲为的最好见证,也让《河南农政录》成为了后世农官的必读之书。

“百姓穷,穷在无识;国家弱,弱在无才。”谢渊任太保后,在朝堂上首次提出兴修义学的主张时,不少大臣提出反对,说“百姓子弟只知种地,读书无用”。谢渊却据理力争:“若百姓都目不识丁,官府告示看不懂,被奸商蒙骗,被贪官欺压,又如何安居乐业?国家若没有寒门才子,又如何选贤任能?”他的话掷地有声,打动了皇帝。为了带动风气,他带头捐出半年俸禄,在京城崇文门外设“启蒙堂”,堂内摆了五十张桌椅,都是他让人用旧木料改制的。又奏请朝廷将闲置的十处官宅改为学舍,征召退休的老儒任教,给任教的老儒发放俸禄,不让他们“空劳心力”。他还亲自为义学题写匾额“开蒙启智”,字体雄浑有力,透着对百姓子弟的期许。

义学初开时,招生情况并不理想。有个叫李老实的农户,宁愿让儿子去放牛,也不愿送他入学,直言“读书不如种地实在,还能多赚点口粮”。谢渊得知后,亲自上门劝说。他没穿官服,只穿了一身粗布衣裳,见李老实正在晒麦子,便上前帮忙,一边扬场一边说:“老哥,你看这麦子,要辨好坏才能卖好价钱,要是认字,就能看懂粮行的价目表,不会被坑。孩子读书,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明事理,将来不管是种地还是做买卖,都能少吃亏。”他还从袖中摸出一套笔墨纸砚,递给躲在门后的孩子:“这是给你的,拿着去学堂写字,中午管饭,不用你家花一文钱。”李老实见他没有官架子,又说得在理,终于点了点头。谢渊还特意在义学设了“农课”,请老农来讲授种地的技巧,请账房先生来讲授算数,让义学的课程贴近民生,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送孩子入学了。

他亲自为义学定下规矩:“不收束修,管饭管笔墨,贫家学子额外发‘助学银’,每月五百文,供买纸笔之用。”有个叫李砚的孤儿,父母在瘟疫中去世,无家可归,谢渊便将他接入府中抚养,亲自教他读书习字。每天清晨,他都会陪着李砚背书,晚上则教他批改简单的公文,还说:“读书要用心,做人要正直,将来不管做什么,都要记得帮衬百姓。”在他的推动下,全国三年间新增义学两百余所,入学孩童达五万余人。有个叫王秀才的学子,考中秀才后,专程骑着毛驴赶赴京城谢府叩首,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跪在门前哭道:“若无谢公,我仍是目不识丁的放牛娃,哪能有今日的功名?”谢渊扶起他,笑着说:“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将来做了官,要记得为百姓办事。”

萧燊审定此节时,正翻看着附在卷宗后的《启蒙堂章程》,章程是谢渊亲手书写的,字迹工整,其中“凡七岁至十五岁孩童,不论男女,皆可入学”的条款,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他见谢渊手书“为君者当知民心,知民心先明民智”,与自己读《辅政录》时“君之智,源于民之智”的感悟全然相合,不禁心生共鸣。他提笔在卷宗上批注:“启民智方能固民心,谢师兴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建的不是学堂,是百姓的希望,是国家的根基。本宫虽未及亲受教诲,读其遗策便如亲炙其言,这声‘师’,他当得。”批注完,他又让人将《启蒙堂章程》抄录一份,放在东宫书房,供自己每日研读。

卷宗附的京城“启蒙堂”学生名册,是从翰林院的旧档案中找到的,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名册的首位便是孤儿李砚,旁边标注着“家贫,入谢府抚养”。编修官还查到了李砚的列传,其中记载:“砚少孤,受谢太保启蒙,苦读十年,中进士,授御史,一生以民为本,弹劾贪官数十人,百姓称‘李青天’。”李砚在自己的着作《青灯集》中写道:“谢公教我‘为官当如竹,直而有节’,此语我终身铭记。”这些记载,都印证了谢渊兴修义学的成效,也让他的教育理念得以传承。

朝中贪腐成风,不少官吏借着赈灾、征税的名义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山西布政使王显更是胆大包天,贪墨朝廷下拨的赈灾银两二十万两,用于修建自己的私人园林。有个叫张御史的官员,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上书弹劾,却反被王显诬陷“结党营私”,罢官还乡。谢渊在京城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将手中的茶杯重重摔在地上,茶水溅湿了案上的《吏治策》。他当即上书皇帝,自请巡按山西,彻查此事。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乔装成一个江南来的盐商,带着两个随从,背着行囊就出发了。在山西的客栈住了半月,他每日与贩夫走卒、客栈老板闲谈,搜集王显的罪证,晚上则在油灯下整理线索,常常忙到深夜。终于查清王显私设“苛捐杂税”二十余项的铁证,连“过桥钱”“进门费”“柴火税”等细苛名目都记录在案,受害百姓多达数千人。

掌握铁证后,谢渊当即亮出身份,将王显的罪行公之于众。押解王显回京那天,山西百姓沿途掷菜叶、投瓦砾,骂声不绝,不少人哭着说:“谢大人可算为我们做主了!”谢渊趁机奏请朝廷颁布《吏治十条》,明定“官吏任满需公示财产,接受百姓监督”“贪墨百两以上者革职,千两以上者斩”“凡欺压百姓者,罪加一等”等条款。他还在各州府衙门前设立“民告官”鼓台,允许百姓直接递状告官,鼓台旁派御史值守,确保百姓的状纸能直达京城。有个姓刘的知府,私下给谢渊送了一箱金银,想要求情,被谢渊当众杖责五十,押到鼓台旁示众,怒斥:“官帽乃百姓所予,你却用来换金银,敢贪便摘帽,敢恶便问罪!”此事震动朝野,不少贪官污吏吓得主动辞官,朝堂风气为之一清。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贪腐,他还推行“政绩考核制”,将“民生改善”作为首要考核标准,而非“税收多少”“工程多少”。河南布政使柳恒,虽然征收的赋税比往年多,却因催税过急,逼得不少农户卖儿卖女,被谢渊降职调任;江南知府周明,虽然税收平平,却兴修水利,让百姓免受水患之苦,被谢渊提拔为巡抚。谢渊在考核官员时,常常亲自下乡走访,听百姓的评价。有个县令汇报时说“境内太平,百姓富足”,谢渊却在走访中发现不少百姓食不果腹,当即揭穿他的谎言,将他罢官。经他整肃,朝堂风气为之一清,官吏们无不以“谢太保”为楷模,不敢有丝毫懈怠,百姓都说“谢公在,官不贪”。

编修官为了核实这段历史,专程赶赴山西,在太原府的旧府衙前,找到了当年“民告官”鼓台的遗迹。鼓台已经有些残破,台柱上却刻满了百姓的签名,“告倒贪官张彪”“追回粮款三百石”“刘知府被罢官”等字迹仍清晰可辨,有些字迹还带着泪痕。当地的老人说:“当年这鼓台可热闹了,百姓有冤都来敲鼓,谢大人派来的御史都秉公办理,没冤过一个好人。”萧燊看着卷宗上的记载,又翻看着谢渊手书的《吏治十条》手稿,手稿上“廉洁”二字被圈了又圈,旁边写着“为官者,当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怒为怒”。他提笔批注:“吏治清则天下安,谢师以铁腕治贪,实为百官之镜。本宫读其《吏治十条》手稿,见字字斩钉截铁,方知何为‘为官风骨’——此师当敬,当学,当效。”

卷宗附的《吏治十条》抄本,是当年朝廷刊刻的版本,纸页边缘有不少磨损,显然是被官吏们反复翻阅所致。谢渊在“廉洁”二字旁画了一颗红心,批注“为官者当以此为心,不可有半点污浊”,字迹刚劲如铁,尽显反腐的决心。编修官还在抄本的末尾,发现了一份谢渊的亲笔附言:“此十条非为束缚官吏,实为保护官吏——贪腐之始,多为一念之差,有规可依,方能行稳致远。”这份附言,让《吏治十条》不仅有“铁腕”,更有“温情”,也让它成为了大吴王朝流传最广的吏治法典。

江南大水来得猝不及防,一夜之间,苏州、松江等地尽成泽国,洪水漫过屋顶,百姓们抱着门板、爬上大树呼救,哭声震野。谢渊奉命赈灾时,京城到江南的官道已被洪水冲断,他便带着御医和赈灾粮款,乘小船日夜兼程,沿途不知绕过多少被冲毁的桥梁,躲过多少漂浮的杂物。抵达苏州时,他站在船头,看到水面上漂浮着饿死的百姓尸体,还有孩童哭着喊“娘”,当即落泪,对着随从说:“是我来晚了!是我对不起百姓!”他当即下令打开官仓放粮,又从京城调运三万件棉衣,组织工匠在高地搭建临时棚屋,安置流离失所的灾民。棚屋不够,他便让人把自己的帐篷让出来,自己睡在船板上,夜里听着百姓的哭声,常常彻夜难眠。

看着灾民们无所事事,只能等待救济,谢渊灵机一动,首创“以工代赈”之法:让灾民参与修堤、筑路、重建房屋,每日发粮两斤,成年男子额外发二百文钱,这样既解决了灾民的温饱问题,又为灾后重建出了力。有个叫陈老汉的灾民,妻子重病,孩子年幼,谢渊得知后,亲自请太医为他妻子诊治,垫付了医药费,还安排他在棚屋旁看守粮食,让他能照顾家人。有个三岁的孩童失去了双亲,哭着要娘,谢渊便把他抱在怀里,亲自喂他吃饭,晚上哄他睡觉,随从们都说:“大人比孩子的亲爹还亲。”在灾区的三个月里,他每日只吃粗米咸菜,身形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双眼却始终明亮如炬。有随从劝他吃点好的,他却说:“百姓们还在吃窝头,我怎么能独享美食?”

水退之后,满目疮痍,百姓们的房屋都被冲毁了。谢渊奏请朝廷豁免江南受灾州县三年赋税,发放“赈灾银”每户五十两,帮助百姓重建家园。苏州百姓为了感谢他,自发筹集银两,要为他建生祠,把他的画像供起来。谢渊得知后,坚决反对,亲自到工地阻止,说:“我是朝廷的官,为百姓办事是本分,建生祠不如建学堂、建粮仓,这些才是百姓真正需要的。”他让人拆了已经建好的祠堂地基,用拆下来的木料改建了两所义学和一座粮仓,粮仓上刻着“民为天”三个大字。他对百姓说:“百姓的感念记在心里,比刻在石头上更长久。你们好好过日子,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编修官查得当年的赈灾账册,是从江南布政使司的档案库中找到的,账册用麻布装订,每页都有谢渊的亲笔签批,“此批粮款已发至苏州灾民手中,经手人:张三、李四”“棉衣三百件,分发给松江孤儿”,每一笔都记录详实,无半分虚耗。账册的最后一页,还附着一份百姓的签收名单,密密麻麻的指印,是灾民们领粮时按捺的。萧燊见此,想起《赈灾录》中谢渊“救灾如救火,迟一刻便多一分民苦;赈灾如绣花,细一分便少一分疏漏”的自白,提笔写道:“赈灾如救火,谢师以民为亲,与百姓同食同住,同甘共苦,方有‘水退民安’之局。他的账册记的是粮款,更是民心——此等胸怀,足当本宫之师,足当天下之师。”

卷宗附的灾民联名“谢恩状”,是用粗麻纸写的,字迹歪扭却饱含真情,上面有两千多个百姓的签名和指印,有些指印还带着泥水的痕迹。“谢太保与吾等同食同住,吃的是一样的粗米,穿的是一样的粗布”“吾儿病重,谢大人亲送汤药,救了吾儿一命”“赈灾银分文不少,都到了我们手里”,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道尽了百姓对谢渊的感激之情。编修官还走访了当年的灾民后代,他们家中大多珍藏着当年谢渊发放的棉衣碎片,或是赈灾粮的布袋,这些物品虽然陈旧,却承载着百姓对谢渊的深切怀念。

民间疫病横行,尤其是在偏远州县,百姓无钱就医,只能靠“求神拜佛”治病,不少人因此丢了性命。谢渊在巡访中看到一个村庄,十户人家有八户染病,尸体都没人掩埋,心中悲痛不已。他当即奏请朝廷在全国设立“惠民医馆”,征召太医院御医和民间名医坐诊,明定“诊费全免,药费减半,贫困者药费全免”。他亲自选址,要求医馆“临街而设,门庭宽敞,便于百姓寻医”,还让人在医馆门口挂上牌匾,写着“救死扶伤,不分贵贱”。为了保证药材质量,他每日都要亲自查验医馆的药材,见有劣药便当场焚毁,对私换劣药的药工,处以重罚,绝不姑息。有一次,他发现医馆的甘草是用草根冒充的,当即下令将药铺老板抓起来,在医馆前示众,告诫众人“药材是救命的,不是谋利的”。

他知道百姓识字的少,复杂的医方看不懂,便组织御医编写《民间医方集》,收录“治痢疾”“防瘟疫”“治咳嗽”等简便易行的药方,每个药方都用通俗的语言写成,比如“治痢疾:马齿苋一把,煮水喝,每日三次”。他让人把这些药方刻在木牌上,挂在医馆外的墙上,供百姓抄录,还派医馆的学徒讲解。河北爆发瘟疫时,他带着御医亲赴疫区,疫区的百姓都怕被传染,不敢靠近。谢渊却毫无惧色,亲自为患者诊病、熬药,甚至为重症患者擦身、喂水。左右随从劝他“避嫌”

惠民医馆开馆一年,救治百姓十余万人。河北百姓为感其恩,将《民间医方集》刻于石碑,立于医馆前。谢渊更在医馆设“产婆培训班”,传授接生之法,降低产妇死亡率,被百姓称为“再生父母”。

编修官在河北访得当年产妇家属,老人泣诉:“若不是谢大人的医馆,我家儿媳和孙儿都活不成。”萧燊批注:“为民者当顾其生老病死,谢师此举,暖的是万民之心。本宫读《惠民医馆记》,见其亲定‘药价减半’之规,便知其心,是以认师。”

卷宗附《民间医方集》残卷,“防瘟汤”一方旁,谢渊批注“加生姜三钱,孩童减半”,字里行间藏着细致体恤。

谢渊晚年以太保之职辅政,彼时萧燊尚在东宫,只知其为朝堂柱石,未及深交。直至谢渊辞世,萧燊整理其遗物,方得见《辅政录》手稿——“民为本,君为轻”“为官先做人”等语,字字珠玑。逐页研读间,见册中对东宫政务的批注:“太子批西北防务时,可兼顾戍卒家属安置”,才知谢渊虽未以师自居,却早已以国事为重,暗提点东宫。

有旧臣向编修官忆述:“谢太保辅政时,每见东宫处置有失,必以卷宗为引直言规劝,从不用‘师者’自居,只称‘为江山计’。”萧燊见此记述,旁补批注:“彼时本宫不知其深意,今读其遗录,方晓一片苦心。他虽未收我为徒,我却当以师礼敬之。”谢渊从不专权,凡事只陈利弊待君主定夺,《辅政录》中“储君需亲历,方能知民苦”的记述,更让萧燊愈发敬佩。

谢渊病重时,仍强撑病体,托人将批注详尽的《民生策》送至东宫,手札附言:“殿下记取,百姓事再小亦是大事,己身事再大亦是小事。”临终前,他召来亲信,将毕生心血凝成的民生杂记托付:“转交东宫,助他知民、爱民。”

萧燊审定此节,泪洒卷宗,批注:“谢公虽未及亲授学业,其遗录字字皆是教诲,足当我师。本宫能明‘民为本’之道,全赖他一生心血所成的遗籍。”他特嘱编修官将《辅政录》全文附后,供后世储君借鉴,扉页亲题“师谢公遗策,以民为心”。

卷宗附谢渊临终手札,字迹颤抖却清晰,末句“愿殿下以民为心,成一代明君”,道尽辅政之忠。

片尾

谢渊辞世后,萧燊整理其遗物,见满箱卷宗手稿,竟无半点私产,唯有一支旧银簪、半方松烟墨。他将《民本策》《辅政录》《漕运新规》等遗策奉为治国纲领,逐一推行——减免苛税、兴修水利、推广义学,桩桩件件皆以谢公遗策为基,大吴国力日渐强盛。

江南漕渠因谢渊遗策,多年无溃堤之患;河南因“金穗子”麦种,岁岁丰收;全国义学培育出无数人才。百姓自发在各地立“谢公祠”,香火不绝。有诗人题诗“谢公一去精神在,留得民心照九州”,传遍大江南北,成一时佳话。

萧燊将谢渊遗策刊刻成书,发放至全国州县,令官吏“每月研读,每季考核”。他常对大臣言:“谢师的遗策,非寻常文书,乃是民心凝结。”在谢渊遗策指引下,大吴渐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景象。

编修官整理遗策,见每本手稿皆有萧燊密密麻麻的批注,或“即刻推行”,或“当与《民本策》对读”,墨迹新旧交织,足见其研读之勤。萧燊审定此节,提笔写道:“谢师虽逝,其策永存;其心虽去,其魂永在——此‘师’之名,是本宫读其遗作后所认,更是万民心中所敬。”

《谢渊遗事》编修既成,萧燊亲赴文渊阁为书作序,开篇便道:“忠肃公谢渊,非独朕之师,实乃天下之师;《谢渊遗事》,非独记一人之功,实传‘民为本’之大道。”他命将此书与《大吴圣祖政要》《弘文总集》并藏,副本颁行各州府,令“官吏朝夕研读,以公为范”。

书成之日,恰逢河南贡麦入京,麦穗饱满沉实;江南漕船抵港,船帆林立如织。萧燊立于承天门,见百姓夹道欢呼,手中捧着新麦、举着漕运单据,忽然读懂谢渊“愿以残躯护苍生”的深意——所谓功业,从不是朝堂称颂,而是百姓口中的一句“谢公”。

他亲赴谢渊灵前,将刊刻成书的《谢渊遗事》供于案上,燃香三炷:“谢师,你的遗策已行于天下,你的心意已入民心。此书传世,必能让后世君臣知‘民为本’之理,不负你一生心血。”香雾缭绕中,灵位“谢渊”二字似有微光,与案上典籍交相辉映。

数年后,江南学子研读《谢渊遗事》,见“清盐”“治水”“兴学”诸事,无不感佩落泪;新任官吏赴任前,必至府衙藏书处借读此书,以谢渊为镜自省。萧燊晚年巡访江南,见漕渠畔“思贤亭”中,孩童捧着《谢渊遗事》诵读,老儒在旁讲解“民为本”之义,笑言:“谢公未去,他活在这本书里,活在百姓心里。”

卷宗附翰林院跋语,载“此书成后,天下官吏以谢公为镜,贪腐渐少,民生日丰”,印证了萧燊“为后世立镜”的初心,也让谢渊的精神,如檀香般,在岁月中愈发醇厚绵长。

卷尾

百姓之穷,穷于无识;国家之弱,弱于无才。识非浅涉,非仅辨文识字之能,乃察是非、明事理、通规律之眼界;才非小技,非独擅能专艺之巧,乃担国任、解民忧、开新局之担当。二者相依,若车之两轮,缺一则滞行于途;双体相生,似鸟之双翼,折一则难翔于空。是故识才者,家国存续之基柱,百姓安身之命脉也。

乡野之民,终岁躬耕陇亩,朝随日作,暮伴夕息。然执耒耜而昧深耕易耨之法,植桑麻而懵育蚕缫丝之方。灾年临则禾苗枯槁,丰年至则仓廪常虚,此乃无识之困也。昔岁江南蝗祸,农户昧“养鸡治蝗”之术,竟焚楮拜神以祈佑,终致粒食皆无,流移四方;市井之贾,坐守三尺廛肆,抱“坐店待宾”之规。算策不通盈亏之理,货殖难拓南北之疆。见邻商贩茶得利而盲仿,昧辨茶质、通商路之要,终困蝇头微利,折本闭铺,此乃无识之弊也。古谚有云:“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无识则眼界如陉,所见唯丘陇之土;眼界隘则生计如梏,举步皆穷途之坎。穷根深植,代代莫能拔也。

国之兴废,系于贤才,若大厦之成,依乎梁柱。雁门乏良将,则胡骑叩关,烽烟屡起,塞内黔首夜不安席;漕渠无巧匠,则泥沙淤塞,舟楫壅滞,江南菽粟滞于江口;朝堂少贤臣,则奸佞当途,弊政难除,天下吏治日渐昏颓。昔大吴天德之岁,边患相仍,北境守将庸懦无谋,竟以“闭门避战”为策,致鞑靼掠牛羊千群、妇孺百口;漕渠疏浚三载而复淤,皆因监工工匠墨守旧章,昧“梯级排沙”之术;金銮之上,权臣结党,寒门才士虽怀经世之略,却因无荐引之途,隐于草莽。谢渊彼时居御史大夫之位,目覩斯状,三上“兴学育才”之疏。冒雪入殿,袖中藏谏草之稿;披霜进陛,怀内裹寒士之文。直言:“养才如培木,需沃土以滋根,施甘霖以润叶,十年成林,方可为栋梁撑天也。”惜其志未就而身先殒,临终犹叹:“州府无学,才路难开。”

今萧燊承其遗愿,以“启智育才”为治世首务。设国子监分院于各州府,凡寒门子弟,皆免束修之费,赠笔墨纸砚;聘宿儒授经史子集,更请江南老农讲农桑之术、漕渠巧匠传水利之法、边关老将授兵防之策。数载之间,成效渐显:江南有学子观水车之弊,改“单轮”为“双轮”,献“龙骨新制”,灌溉效率增三倍,江南夏粮增产三成;西北有儒生投笔从戎,以《守边录》为基,献“烽火连营、坚壁清野”之策,助守将击退鞑靼袭扰,获封“参军”;市井之中,商户子弟入“算学馆”后,通账册、明盈亏,竟能组商队远至西域贩茶,带回的利润远超昔日。百姓识见日开,则生计日丰;才士渐登朝堂,则国基日固,田间麦穗饱满,市中货物流通,边关烽火渐息,此皆治世之先兆也。

故曰:启民智以脱穷根,育贤才以强邦本。启民智是育人才之土壤,民智开则才士生;育人才是启民智之硕果,人才出则民智更盛,二者并举,方如日月同辉,照亮江山前路。如今大吴各州,学馆书声朗朗,田间新术频用,朝堂才俊云集,皆谢公遗策之功,亦萧燊践行之效。此非一时之治,乃万世之基——唯有民有识、国有才,方能山河永固,百姓长安,此谢公遗策之精要,亦历代帝王治世之根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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