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的风，和往年不一样。吹在人脸上，是热的。
这股热风，从报纸上，从广播里，从县里开会回来的干部嘴里，吹遍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也吹进了刚刚从洪水泥沼里爬起来没几年的柳树湾。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年。孙月已经七岁了，扎着两个小辫子，跟着村里的大孩子，每天最盼望的不是回家，而是去村头大队部旁边新盖的大食堂。
家家户户的烟囱，都不再冒烟了。铁锅、铁盆，甚至连门上的铁环、箱子上的铜锁，都上交了。
村后头的空地上，用黄泥和砖头垒起了几个奇形怪状的土高炉，日夜烧着通红的火，要把这些铁疙瘩炼成好钢，好让国家“赶英超美”。
杨柳镇也改了名字，叫杨柳公社。柳树湾村，就成了杨柳公社底下的一个生产大队。
孙大成还是三队的队长，但现在这个队长，管的事不多。种地，听大队统一号令；吃饭，全队都去食堂吃大锅饭。
他每天就是带着社员们下地，跟在红旗后面，听着高音喇叭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歌声，干着仿佛永远也干不完的活。
日子看起来是红火的。墙上刷满了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红字，比太阳还晃眼。
食堂刚开办那会儿，顿顿都是干饭，偶尔还能见着肉星，孩子们吃得满嘴流油，大人们也觉得省了自家开火的麻烦，干活都格外有劲。
可孙大成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看着那些土高炉，烧了几天几夜，最后扒拉出来的，都是些黑乎乎、满是窟窿的铁渣渣，根本不能用。
他看着食堂里，一盆盆的饭菜抬进去，又有一桶桶的泔水抬出来，那里面，尽是没吃完的米饭和菜叶。
他跟王玉霞说过这事。王玉霞是公社小学的校长了，见识比村里人多，可她也只是锁着眉头，让他少说。
如今这风头，说错了话，是要挨批斗的。
孙大成便不说了。他只是每天去食堂吃饭时，会死死盯着女儿孙月的饭碗，看她有没有把饭吃完。
五月，麦子开始泛黄，早稻也开始抽穗，丰收在望。公社里开会的次数，也越来越密集。每一次，尹其怀从公社回来，脸色就难看一分。
他不再是那个在洪水过后，能挺直腰杆，因为上缴了金银而被县里表扬的书记了。
柳树湾底子薄，地也算不上肥，产量在整个公社里，年年都是垫底。尹其怀去开会，头都抬不起来。
这天，公社又要各个大队上报预估产量。尹其怀开会回来，就把几个队长都叫到了大队部。他没说话，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屋子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
“书记，又有啥指示？”一个队长忍不住问。
尹其怀把手里的烟屁股狠狠摁在桌上，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公社下了死命令，今年，咱们公社要放个大卫星！每个大队，都不能拖后腿！”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
“水稻亩产，最低的指标，是两千斤！”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连烟雾都仿佛凝固了。
两千斤？
大家都是种了一辈子地的庄稼汉，自家地里能出多少粮食，心里跟明镜似的。柳树湾最好的水田，风调雨顺的年头，撑死了，一亩地也就能打个六百斤谷子。两千斤，那是天方夜谭。
“书记，这……这不是开玩笑吧？”有人结结巴巴地问。
“开玩笑？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尹其怀瞪起眼。
“陈家村大队，人家已经报上去了，亩产两千五！隔壁红旗大队，更厉害，说他们有块试验田，能冲三千斤！”
孙大成一直沉默着，听到这里，他开了口，声音又低又沉：“我去公社接玉霞，路上特意拐到陈家村看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他们那块要放卫星的田，田埂边上，堆着好几堆刚割下来的稻子，都用草席盖着。”
孙大成慢慢地说道。
“我问了，他们说那是挑出来做种的。可我看得清楚，那些稻子，根上还带着新泥。他们是把好几亩田的稻子，都割下来，准备密密地插到那一亩田里去，等人来检查。”
他这话说完，屋里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种事，大家有所耳闻，但从孙大成嘴里说出来，就变得无比真实。
“胡说！”
尹其怀猛地一拍桌子，也不知是在骂孙大成，还是在骂陈家村的人。
“人家先进大队的事，你少在这儿瞎猜！”
“我不是猜。”
孙大成抬起头，迎着尹其怀的目光，眼神像钉子一样。
“书记，咱们都是庄稼人，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斤，你比我清楚，我比他也清楚。撑死了六百斤。报两千斤，剩下的那一千四百斤，从哪儿来？从天上掉下来吗？”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众人心上。
“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放卫星，说亩产上万斤。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这牛吹出去了，公粮就得按着你吹的牛皮去交。交不够，就得拿社员的口粮去抵。到时候，我们食堂的锅里，还能有米下吗？我听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饿死人了！”
“孙大成！”
尹其怀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指着孙大成的鼻子。
“你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动摇人心！这是政治任务！你懂不懂！”
“我不懂什么政治任务。”
孙大成站了起来，他个子高大，投下的阴影几乎把尹其怀完全笼罩住。
“我只知道，要是按两千斤报上去，交完公粮，咱们柳树湾几百口人，就得准备喝西北风了。书记，你当这个家，你得为大家伙的肚子想一想！”
屋子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其他几个队长都低着头，不敢说话。他们心里都认同孙大成的话，可谁也不敢像他这样，明晃晃地跟书记顶牛。
尹其怀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当然知道孙大成说的是实情。可是，他这个大队书记，实在是当得太憋屈了。
每次去公社开会，人家都是报喜，这个超产，那个放卫星，就他，永远是检讨，永远是拖后腿的典型。那种在几十上百人面前抬不起头的滋味，比挨顿打还难受。
他颓然地坐回椅子上，语气软了下来，几乎带着一丝恳求：“大成，这些事，我都知道。可是……我不想再当倒数第一了。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咱们……咱们就不能……做个倒数第二？行不行？”
孙大成看着他近乎哀求的样子，心里也有些不忍，但他还是摇了摇头，态度没有丝毫松动。
“书记，这不是脸面不脸面的事。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们从洪水泥里爬出来，好不容易才活下来。不能因为这虚头巴脑的名声，再把自己活活饿死。”
尹其怀不说话了，他把头埋在双臂里，肩膀微微耸动。他想起了那场大水，想起了村民们站在泥沼前茫然无措的脸，想起了孙大成病得打晃还扛着米袋子的身影。
许久，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行……我听你的。”
他声音沙哑，像是瞬间老了十岁，“就按六百斤报。妈的，这倒数第一，老子当定了！谁爱当先进谁当去，我不能让我手底下的人饿肚子！”
会议不欢而散。
孙大成走出大队部，夏日的阳光刺眼，他却觉得身上发冷。他赢了这场争吵，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他路过村后的土高炉，几个年轻后生正赤着膀子，满头大汗地用铁棍捅着炉膛，嘴里还兴奋地喊着号子。炉火映红了他们年轻而盲目的脸。孙大成摇了摇头，没说话，径直往食堂走去。
还没到饭点，食堂里却已经排起了长队。队伍比前几个月长了许多，人们脸上的表情，也没了当初的兴奋，多的是一种焦灼的等待。
孙大成挤到窗口，看到掌勺的胖婶，正拿着大勺，小心翼翼地往每个人的碗里舀着稀粥。那粥，清得能照出人影，里面零星飘着几片菜叶。
“婶儿，今天怎么喝这个？”
孙大成问。
胖婶抬头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大成啊，你还不知道？食堂的米，快见底了。上面的新粮还没拨下来，旧粮也吃得差不多了。尹书记让先省着点吃，一天两顿稀的，撑到夏收。”
孙大成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他端着一碗清可见底的粥，走到角落的桌子旁。王玉霞和孙月已经坐在那里了。孙月正拿着小勺，努力地想从碗里捞起几粒米，小小的眉头皱成一团。
孙大成没动，他看着女儿，然后端起自己的碗，一饮而尽。那稀粥滑过喉咙，没有丝毫饱腹感，反而勾起了胃里更强烈的饥饿。
他放下碗，对王玉霞说：“玉霞，你明天回学校，想办法，看能不能从镇上弄点红薯干，或者什么能填肚子的东西回来”
王玉霞愣住了：“你要干什么？”
这是违反规定的做法，王玉霞不得不慎重，孙大成最终没有说什么，他怕王玉霞担心。
孙大成站起身，揉了揉女儿的头发。
“月儿，明天我送你去学校，跟着妈妈吃食堂”
孙大成可以自己挨饿，但是不能让自己的女孩挨饿，跟着王玉霞应该不会挨饿。
那台崭新的手扶拖拉机，是柳树湾最值钱的家当。开春的时候，靠着它，把全大队的土地都深耕了一遍。可现在，它静静地停在库房里，柴油桶也快空了。
孙大成走进库房，抚摸着拖拉机冰冷的铁皮。他想起三年前，开着这台铁牛，载着妻儿和满车的希望回村的那个夜晚。那时的“突突”声，仿佛还在耳边。
可现在，希望在哪里？
他默默地检查着拖拉机的每一个部件，给缺油的地方上油，把松动的螺丝拧紧。他干得很仔细，仿佛这是眼下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夜幕降临，村子渐渐安静下来。远处，土高炉的火光，像一只巨大的怪兽，在黑暗中睁着它贪婪的眼睛，映得半边天都泛着不祥的红光。
孙大成走出库房，锁好门。他没有回家，而是绕到了村外，走进了自家的自留地。
人民公社化之后，自留地也被收归了集体。但孙大成还是习惯性地会来这里看看。地里种着集体的红薯，藤蔓长得郁郁葱葱。他蹲下身，扒开湿润的泥土，手指触碰到一个硬邦邦的、正在茁壮成长的果实。
他心里盘算着，离红薯成熟，还有一个多月。离水稻收割，也还有二十多天。
这二十多天，怎么熬过去？
他站起身，望向村子的方向。家家户户都黑着灯，只有食堂和那几座土高炉还亮着。整个柳树湾，像一头被掏空了内脏的巨兽，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集体主义的躯壳。
一股深重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可以顶撞书记，可以阻止那荒唐的“放卫星”，可他挡不住这股席卷一切的、疯狂的时代洪流。
他是一个人，一双拳头，又能做什么呢？
他不知道在田埂上站了多久，直到深夜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腿。他才迈开沉重的步子，朝家里走去。
推开门，屋里没有点灯。王玉霞和女儿已经睡了。他摸黑走到炕边，脱了衣服躺下。女儿在梦里翻了个身，小嘴砸吧了一下，像是在回味什么美味。
孙大成侧过身，睁着眼睛，毫无睡意。黑暗中，他仿佛看到了那碗清得能照出人影的稀粥，看到了食堂里村民们麻木而焦灼的脸，看到了尹其怀那张愁苦无助的脸。
他攥紧了拳头。
不，不能就这么等着。等着夏收，等着饿死。
必须要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