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黎真宗（实为刘长青）的诏令和明军的压力，郑梉与阮福濒尽管怒火中烧，却不得不做出服从的姿态。但他们交出的，绝非真正的王牌。
郑梉的策略（北方的老谋深算）：
1. 以次充好：他上交的部队，番号响亮，如“升龙卫”、“骁锐营”，但其中充斥着年老体弱之辈、关系户兵痞，甚至临时招募的市井无赖。
真正的百战精锐，如他赖以起家的“郑家亲军”和善于山地作战的“岱依族弩手”，被巧妙地隐藏起来。
2. 化整为零：将最可靠的部队拆散成小股，以“屯垦”、“剿匪”、“守卫庄园”等名义，分散到红河三角洲各个偏僻的农庄、矿山和家族封地中，消失在茫茫人海。
3. 隐匿山泽：将其最核心的、完全由家族子弟和家生子组成的死士部队，提前秘密转移至太原、高平等地的深山密林中，建立秘密营寨，储存粮草军械，作为最后翻盘的资本。
阮福濒的策略（南方的灵活应变）：
1. 地理隔绝：阮主的核心领地在顺化以南，他借口“路途遥远，大军集结耗时”、“需防备占城异动”，拖延上交部队的规模和速度。实际上，他的精锐“象兵营”和“水师陆营”根本未曾北调。
2. 私兵部曲：阮氏政权更依赖地方豪族的部曲私兵。他通过秘密协议，让这些豪族将老弱交出去充数，而真正的战力则依旧掌握在各自手中，隐匿于村社宗族之内。
3. 水师隐匿：阮主拥有一支不容小觑的内河水师。他将部分小型战船伪装成渔船、商船，分散在遍布南方的河汊港湾中。主力战舰则沿香江上游转移，藏匿于密林覆盖的河段。
他们的共识：交出部分军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用以麻痹明国。只要核心武力得以保存，山川地形得以利用，他们就还有周旋和翻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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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钝的警惕与致命的误判
对于刘长青的其他策略，郑梉和阮福濒的重视程度截然不同，这恰恰暴露了传统军阀在战略眼光上的局限性。
1. 对“技术代差”（物资封锁）：
反应：初期严重忽视。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天朝上国惯有的“奇技淫巧”之控，只要有钱，总能从私下渠道（如葡萄牙商人、暹罗）买到一些。
他们更依赖现有的武器库存，并未意识到这会导致其军事技术被永久性地降维打击。
盲点：他们无法想象大明近代钢铁厂和化工作坊的产能，更不理解全面、系统的物资禁运对其战争潜力的毁灭性打击。
2. 对“经济命脉”（改稻为蔗）：
反应：短视的欢迎！在他们看来，这是天赐的敛财机会。朝廷（大明）高价收蔗，他们作为地方统治者，可以从中征收重税，甚至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甘蔗再高价卖给明国，赚取巨额差价。
他们乐于见到民间因种蔗而富裕，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税基也在扩大。
致命误判：他们完全没能看到其战略危害。粮食不能自给？没关系，有钱可以买（他们自信地认为）。
他们丝毫没有“经济主权”的概念，更无法预见，一旦明国切断粮食输入和蔗糖收购，他们赖以收买人心的财富和维持军队的粮饷将瞬间蒸发。
3. 对“以夷制夷”（分化瓦解）：
反应：有所察觉，但忙于内斗。郑梉和阮福濒都感觉到了明军在训练中区别对待，扶植小派系。
但他们彼此猜忌太深，都认为这是明国在打压对方，甚至暗自窃喜，企图利用此机会向明国表忠心，借刀杀人除掉对方。
他们陷入了“囚徒困境”，无法联合起来对抗这个更高层次的威胁。
4. 对“文化渗透”（推广汉学）：
反应：完全无感，甚至视为正统。安南上层社会本身就以熟读汉文经典为荣，科举亦仿效中国。
在他们看来，推广汉学是“教化蛮夷”、巩固统治的好事，能帮助他们培养更合格的官僚。他们浑然不觉，当所有的知识、上升通道和“忠君”思想都指向北京时，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将在下一代人心中彻底瓦解。
郑梉和阮福濒，是旧时代的顶尖玩家，他们精通于军阀割据下的权术、诈术和军事冒险。
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由穿越者李默和顶尖政治家刘长青打造的、融合了近代国家治理理念的“系统化征服方案”。
他们能看清眼前的刀剑（军队集训），并做出本能的反抗；但对于那些缓慢却致命的“软刀子”——经济殖民、文化重构和系统性的权力侵蚀——他们既缺乏认知，也无力应对。
他们的反抗，更像是在即将沉没的船舱里，为争夺一个救生圈而进行的殊死搏斗，却不知整艘船都已被绑在了大明这艘无敌战舰的后面，正被拖向一个既定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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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安南后黎朝宗室，处境极为尴尬和悲惨：
他们是皇族，在名义上享有崇高地位，但自郑主篡权以来，历代郑主为了防止宗室夺权，对黎朝宗室实行 “圈养”政策。
他们大多被集中居住在升龙皇城特定的区域内，行动受到严格监视和限制，无法接触外界，更无法担任实权官职。
他们的生活用度完全由郑主控制的朝廷供给，自身没有封地和独立的财政收入，经济上完全依附于郑主。这导致他们空有皇室身份，却无任何与之匹配的实力。
郑主对黎氏宗室猜忌极深，动辄加以罪名进行迫害、废黜甚至杀害。宗室成员的生命安全完全取决于郑主的心情，可谓人人自危。
他们与郑主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囚徒与看守、傀儡与操控者的关系。宗室对郑主充满了恐惧、憎恨，但又不得不绝对服从。
阮主割据南方，名义上仍尊奉后黎皇帝，但天高皇帝远，黎氏宗室在阮主的地盘上没有任何影响力。阮主对北方的宗室，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符号上的利用，而非实际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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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黎真宗下达诏书，要求宗室“提供兵员给忠勇军训练以保护安南王室”时，在宗室内部会引发巨大的恐慌和极其复杂的反应。
第一反应：恐惧与难以置信
“这是陷阱！”大多数宗室的第一念头会是：这一定是郑梉假借皇帝之名设下的圈套，目的是试探他们的忠诚，或者找一个借口来进一步清洗、削弱他们。
他们长期生活在高压下，早已形成了被迫害妄想。
“我们哪来的兵？”紧接着是巨大的荒谬感。他们被严格限制，连像样的护卫都可能被郑主监视，哪里有能力“提供兵员”？这道诏书对他们而言，无异于向一群乞丐索要黄金。
在最初的恐惧过后，一些较为年轻或有野心的宗室成员，会从这道不寻常的诏书中嗅到一丝不同的气息。
他们可能会想：“陛下（黎真宗）为何突然敢下这样的诏书？是不是因为明国天使的到来，让他有了一些底气？”
“这会不会是我们摆脱郑氏控制、恢复皇室权威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尽管希望渺茫，但这可能是他们几十年来看到的唯一一线曙光。他们会极度谨慎地观望，看看皇帝和明国人接下来会有什么实际行动。
绝大多数宗室对此诏书的反应只能是阳奉阴违、消极抵抗。他们会上书陈情，哭诉自己“无兵可献”、“家徒四壁”，恳请陛下恕罪。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个别家族为了表忠心（无论是向皇帝还是向可能得势的明国），可能会将自己府中为数不多的、身份清白的家丁、仆役凑出几十人，作为“兵员”上交。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态，而非真正的军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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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梉会对此嗤之以鼻，甚至暗中发笑。在他看来，黎真宗和那些宗室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这道诏书不过是羊在老虎面前咩咩叫，毫无威胁。
他甚至会乐见其成，因为他可以借此机会，将自己的人安插进去，冒充“宗室提供的兵员”，从而更好地渗透和控制这支名义上“保卫王室”的军队。
他会把这道诏书视为一个控制宗室和监控明军训练动向的额外渠道。
阮福濒的反应会更复杂一些。在南方，也存在一些与北方宗室关系疏远的黎氏远支。
他可能会象征性地从这些远支或地方豪强那里凑一点人，送到升龙，以示自己对“皇命”的尊重，并借此观察北方的风向和明军的真实意图。他不会真心支持此事，但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政治表演。
黎真宗的这道诏书，在安南宗室中掀不起太大的波澜。长期的压迫和实力的真空，使他们无力响应。
这道诏书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募集到多少军队，而在于：它是黎真宗在明国支持下，尝试行使皇权、打破郑氏垄断的一个标志性动作。
刘长青和黎真宗可以通过宗室的反应，来判断其内部的凝聚力和可用的潜力。
它为明军“帮助”训练一支直接听命于（或名义上听命于）黎皇的军队，提供了法理依据。
这支军队的兵员最终很可能大部分来自郑、阮上交的部队、招募的流民乃至明军的低阶协从人员，但它的旗号将是“安南王师”。
因此，这是一步看似无用、实则深远的棋，它开始从法理和名义上，撬动郑氏对黎皇的绝对控制，为后续更深层次的权力重构埋下了伏笔。
黎真宗的诏书，如同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只在宗室和郑阮之间激起了一圈圈疑虑和嘲讽的涟漪，并未能招募到一兵一卒。
空有“安南王师”的名号，却无粮无饷无兵员，这位年轻国王坐在冰冷的宫殿里，感受着比以往更甚的无力与羞耻。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这徒劳的挣扎时，内侍通报，大明李将军与刘政委联袂来访。
“大王似乎忧心忡忡。”刘长青依旧是那副温文尔雅的姿态，与李二苟那如山岳般沉稳的压迫感形成鲜明对比。
黎真宗脸上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指了指空空如也的殿外：“不瞒二位上官，诏书已下，然……应者寥寥。朕……孤这朝廷，怕是连百人的粮饷都筹措不出，空负天朝厚望，实在惭愧。”
李二苟大手一挥，声若洪钟：“大王何必为这区区小事烦恼！没有钱，好办！”
刘长青顺势接过话头，语气平和得像是在讨论今天的天气：“大王，我大明体恤藩属之难。若陛下暂时府库空虚，我朝可先行垫付这支‘王师’的一切开销——军饷、粮草、被服、军械，一应由我大明支应。”
黎真宗闻言，眼中瞬间爆发出惊喜的光芒，仿佛溺水之人抓住了浮木，他激动得几乎要站起身：“当真？若得天朝如此厚恩，孤……孤必结草衔环以报！”
“大王言重了。”刘长青微微一笑，那笑容深邃难测，“不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如此巨额款项，虽是我朝一片拳拳护藩之心，但若毫无凭据，日后账目不清，反倒伤了彼此和气。因此，按照我大明的惯例，需得有些……抵押之物。”
“抵押？”黎真宗脸上的喜色瞬间凝固，心里咯噔一下。
“正是。”李二苟接口道，语气直接而干脆，“大王既然要建王师，保社稷，总得拿出点实在东西。不然，我大明如何向国内的百姓和商贾交代？这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
刘长青则用更委婉，却更致命的方式解释：“大王，此举并非不信任，而是为了制度的严谨。譬如，陛下可以先将安南境内所有官营矿藏（如清化金矿、高平铁矿）未来五年的开采与经营权，暂押于我大明户部直属的‘大明皇家银行’。
待‘王师’建成，大王府库充盈之后，随时可以赎回。届时，矿山依旧归您，军队也已练成，两全其美。”
他看着黎真宗瞬间苍白的脸，继续温和地施加压力：“或者，大王若觉得矿山事关重大，亦可以未来五年，安南各主要港口（如涂山、岘港、会安）关税收入的一半作为抵押。这只是权宜之计，一则解大王燃眉之急，二则彰显我朝与大王共度时艰的诚意。”
黎真宗坐在那里，身体冰凉。他听懂了。矿山是国家的命脉，关税是财政的源泉。无论抵押哪一样，都等于将安南的经济命脉亲手交到明朝手中。
这“王师”尚未建成，安南就已经被套上了黄金的枷锁。
他看了一眼面带微笑的刘长青，又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李二苟。他明白，自己没有选择。
拒绝，就意味着他刚刚看到的那一丝借助大明力量重掌权力的希望彻底破灭，他将永远做一个连自己卫队都养不起的傀儡。接受，则是在饮鸩止渴，但至少，在毒发之前，他或许能尝到一丝权力的滋味。
他的内心在剧烈挣扎，脸上血色尽褪，嘴唇微微颤抖。最终，对权力的渴望压倒了对未来的恐惧。
他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声音干涩而微弱：
“刘政委……李将军……所言……在理。孤……准奏。便以……未来五年，各港口关税收入之五成，作为抵押，向天朝借款，以资‘王师’……”
说完这句话，他仿佛虚脱一般，靠在了椅背上。
刘长青和李二苟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大王圣明！”刘长青拱手，笑容真诚了几分，“大王如此深明大义，实乃安南之福。我朝定当竭尽全力，助大王早日练成强军，重振朝纲！”
一场交易达成了。黎真宗用安南未来的血液，换来了一柄看似由他掌握，实则刀柄紧握在大明手中的利刃。
他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开始。随着“王师”建设的深入，更多的“贷款”需求会接踵而至，更多的“抵押物”将被提上日程，直到安南的每一寸筋骨，都被这“黄金的枷锁”牢牢捆住，再也无法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