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街道办事处的门槛，这几天都快被踏破了。这里仿佛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中心，上面各种指令、文件雪花般飞来，要求组织学习、开展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下面则是形形色色的居民，有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积极分子”，也有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揪住小辫子的普通群众，更有偷偷抹泪、求告无门的困难户。
李秀兰坐在她那间小小的主任办公室里，感觉屁股底下的椅子从未如此烫人。她这个街道办主任，平日里处理的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如今却要被推到风口浪尖，去评判是非，去划分阵营。几个街道上出了名的“活跃分子”，已经来找过她好几次，唾沫横飞地陈述他们的“革命计划”，要求她表态支持，要求街道提供场地和名义，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硬顶，是绝对不行的。那等于引火烧身，不仅自己这个主任位置不保，很可能还会牵连到丈夫和儿子。随波逐流，跟着那些人去折腾？李秀兰看着窗外院子里那些茫然无措的老街坊，心里像堵了块石头。她做不到，良心过不去。
她得想办法，在这夹缝中，为这片街区的老百姓，寻一条能走得通的路。
很快，上面下达了“必须组织定期政治学习”的硬性指示。李秀兰没有拖延，立刻在街道的公告栏贴出了通知，时间就定在周六下午，地点在街道的活动室。
周六下午，活动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几个积极分子坐在前排，眼神热切，准备好好表现一番。大多数居民则坐在后面，低着头，或者茫然地看着前方。
李秀兰走到前面，没有像有些人预期的那样，直接念那些火药味十足的社论。她先拿出《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用她那带着本地口音、却不失清晰的嗓音，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她读得很慢，很认真。读完一段，她就停下来，引导大家讨论。
“同志们，大家说说，咱们在街道工作，怎么才算是对工作极端负责任？怎么才算是对人民极端热忱？”她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一个平时负责打扫胡同卫生的老王头身上，“王大爷，您说说？您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街，风雨无阻，让咱们胡同干干净净的，这算不算负责任？”
老王头没想到会点自己的名，有些局促地搓着手，憨厚地笑了笑：“李主任，这……这都是应该做的，没啥，没啥。”
“怎么没啥？”李秀兰抬高了些声音，“把本职工作做好，让街坊邻居有个干净舒心的环境，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咱们学习的目的！”
她又看向街道妇女互助工坊的几个骨干：“张姐，你们工坊最近给区里供销社提供的编织品，质量越来越好，订单也多了，让咱街道不少姐妹有了收入，贴补了家用，这算不算对同志对人民热忱？”
“算！当然算！”下面有人附和道。
李秀兰顺势就把话题引开了，开始表扬起街道里的好人好事：谁家夫妻和睦、孝敬老人；谁家邻里互助，帮孤寡老人挑水买菜；哪个小组在生产劳动中表现突出……她把一场本该是“批判”和“斗争”的学习会，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弘扬正气”、“鼓励生产”的交流会。几个积极分子张了几次嘴，想插话把主题拉回到“斗争”上去，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李秀兰句句扣着“为人民服务”，他们能反驳什么？
学习会结束，大多数人脸上不再是来时的紧张和茫然，反而多了几分踏实。李秀兰这第一关，算是巧妙地过去了。
没过两天，麻烦找上门了。以街道居民赵老四为首的几个积极分子，联名写了一份材料，要求批判街道原先的会计老陈，理由是老陈解放前在旧政府的钱庄里当过学徒，历史不清白，现在虽然年纪大了，只在街道挂个名帮忙算算账，但“腐朽的算盘珠子底下，难保没有藏着坏心思”。
材料递到李秀兰桌上，赵老四几个人就站在办公室里，等着她表态。
李秀兰看着那份言辞激烈的材料，心里咯噔一下。老陈这个人她了解，胆小怕事，账目上从不出错，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指望街道这点微薄的补贴。
她沉吟了片刻，没有立刻签字同意开批判会，而是抬起头，表情严肃地看着赵老四几人：“老四，你们这份革命警惕性，是好的。我们对任何历史上有疑点的人，都不能放松监督。”
赵老四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但李秀兰话锋一转：“但是，批判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助同志，教育群众，改造思想！我们不能搞不清情况就一棍子打死，那不符合党的政策，也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
她拿起那份材料，掂了掂：“这样吧，我们先不急着开大会批判。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帮促小组’，成员嘛……老四，你也算一个。我们一起去跟老陈同志谈谈心，深入了解一下他的历史情况，更重要的是，看看他现在的现实表现，思想改造得到底怎么样。如果他确实认识到了过去的错误，现在积极为街道工作，踏踏实实，我们就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们看怎么样？”
赵老四张了张嘴，想反对，却发现李秀兰的话滴水不漏，完全站在政策的制高点上，他要是坚持立刻批判，反而显得自己目的不纯、方法粗暴。只好悻悻地点头：“那……那就按李主任说的，先了解情况。”
李秀兰亲自带着“帮促小组”去找老陈谈了几次话，与其说是“审问”，不如说是安抚和提醒。老陈感激涕零，工作更加小心翼翼。最终，李秀兰以“老陈同志历史问题已基本交代清楚，现实表现良好，继续留用观察”为由，将这场风波化解于无形。类似这样可能激化的矛盾，被她用“调查”、“谈心”、“看重现实表现”等方式，一一挡了回去。
对于街道的生产和民生，李秀兰抓得更紧了。她理直气壮地打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号，大力推动她之前建立起来的“妇女互助工坊”。
“同志们！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街道的妇女同志，不能光待在家里，要走出来，参加生产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也为家庭增加收入！这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这才是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设！”
她甚至想办法争取到了区里的认可，将工坊生产的一些编织品、纸盒等，纳入了区供销社的采购计划，使得参与劳动的妇女们收入有了更稳定的保障。当有激进分子私下议论，说她“只抓生产，不抓革命”，“用生产压革命”时，李秀兰在一次街道干部会议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客气地反驳：
“让街道的妇女同志有活干、有收入，让她们的家庭生活得到改善，让困难户能吃上饱饭，让社会秩序保持稳定，这难道不是革命的目的吗？难道让大家都饿着肚子，整天无所事事，空喊口号，就是革命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红星街道，就是要走实干的路！”
她的话掷地有声，让那些质疑的人哑口无言。
就这样，李秀兰凭借着她在街道多年积累的威信、对人心的把握以及一种扎根于生活智慧的韧性，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红星街道撑起了一片相对安宁的天空。这里的运动，虽然也免不了学习的喧嚣和形式的走过场，但相比于其他一些街道的混乱、对立乃至武斗，这里最大程度地维持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减少了那股破坏性力量对普通百姓的冲击。她的智慧，不在于高深的理论，而在于在最朴素的层面，守护住了生活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