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还设立南书房，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让丞相（清朝为内阁大学士）有像李斯那样独掌大权的机会，就是要避免‘沙丘之变’重演。
再说李斯对‘思想’的态度，他焚书坑儒，以为‘堵嘴’就能‘安心’，结果适得其反。朕当年开博学鸿词科，招揽明朝的遗民儒士，就是要学‘汉武帝独尊儒术’，用‘思想’凝聚人心——李斯用‘硬手段’，朕用‘软手段’，效果却天差地别。朕还让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把儒家思想和清朝的统治结合起来，让天下人不仅服朕的制度，更服朕的道统。
李斯若生于我朝，朕或许会用他之才，让他掌户部、定赋税，因为他懂制度、会办事。但朕必派纳兰明珠、索额图（注：此处为结合康熙朝大臣调整，核心为体现监督）监督他，不让他有半分‘私念’——可惜啊，他生在了秦朝，遇上了赵高，也毁在了自己的‘私念’上。朕常对太子说‘为人君者，要知“功过”；为人臣者，要知“公私”’——李斯就是‘功过不分、公私颠倒’的例子，你们要永远记着他的教训。”
清高宗乾隆（清）
“评李斯，当用‘辩证之眼’——他非纯善，亦非纯恶；非全智，亦非全愚。其‘统一制度、整合天下’之功，可称‘千古一相’——咱大清如今能统辖蒙古、西藏、新疆，靠的就是‘大一统’的制度框架，而这框架的源头，就是李斯的郡县制。他创小篆、统一度量衡，更是把‘中华一体’的观念刻进了骨子里，不然各地言语不通、文字各异，何谈‘天下一家’？
可他的短板也太明显：一是‘短视’，二是‘贪位’。焚书坑儒，是短视——他以为‘堵言’能稳天下，却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秦朝速亡，此为大因；沙丘之变，是贪位——他怕扶苏继位后重用蒙恬，丢了丞相之位，就跟赵高合谋，最后落个‘具五刑、夷三族’的下场，纯属自食恶果。
咱大清如今推行‘文字狱’，有人说像李斯的焚书，实则不然——李斯焚书是‘毁文化’，咱的文字狱是‘正思想’，凡敢非议朝政、煽动叛乱的，才加以惩处，而正经的典籍、学问，咱还派人编《四库全书》加以保护，这就是比李斯高明的地方。至于用人，咱重用刘墉、纪晓岚，不仅因他们有才，更因他们‘知进退、重社稷’，绝不像李斯那样‘贪位忘义’。李斯若生在咱朝，以他的才学，朕或让他管户部、理财政，但必让军机处严加约束，绝不让他有‘擅权’的机会——毕竟，能臣若失了约束，比庸臣更可怕。”
战国·韩非（思想家，法家代表）
“李斯之学，源于吾法，然其行，却失吾法之魂。吾倡‘法、术、势’合一，本为强国固社稷，他却将‘术’与‘势’用在了谋私保位上——沙丘之变，他弃国法于不顾，附逆赵高，改遗诏杀嫡子，此非‘用法’，实乃‘乱法’。
他能助秦定郡县、统一制度，是懂‘法’之利；却因私念坏国法，是忘‘法’之本。吾曾劝秦王‘去私曲，就公法’，李斯若真悟此理，当以死护国法、保储君，而非为一己权位毁大秦根基。法者，天下之公器，非权臣谋私之工具，李斯用‘法’兴秦，又因‘私’乱秦，可悲可叹！”
东汉·王充（思想家、哲学家）
“李斯之功，在于‘变’；李斯之过，在于‘贪’。他敢破分封旧制，立郡县新局，敢改六国异文，创小篆统一，此乃‘通变’之智——天下自周以来分崩数百年，正是靠他这‘变’，才真正归为一统，此功不可没。
然其‘贪权’之病，毁了所有。他明知胡亥昏庸，却怕扶苏继位后失位，便与赵高合谋，终致身死国灭。吾在《论衡》中说‘贤不肖之实，在于质料，不在于姿貌’，李斯有‘通变’之质，却无‘去贪’之德，终成‘不肖’之臣。变则通，通则久，然变需为公，若为私变，纵有一时之利，终酿长久之祸，李斯便是明证。”
南宋·朱熹（理学家、教育家）
“李斯之失，在‘本心’不明。他年少观鼠悟‘所处之势’，便一心求‘高势’，却忘了‘势’当为社稷用，非为己谋。他定制度、理朝政，看似为秦，实则为保自己‘丞相之势’，一旦‘势’将不保，便弃社稷于不顾，附逆乱政。
吾倡‘存天理，灭人欲’，非灭正当之欲，乃灭过度之私。李斯便是‘人欲’过盛，盖过‘天理’——社稷安危为‘天理’，个人权位为‘人欲’，他舍天理逐人欲，终落得身败名裂。为臣者，当以‘天理’为先，守本心、尽职责，若只图‘势’与‘利’，纵有才学，亦为小人，李斯之戒，当醒后世读书人。”
明末清初·王夫之（思想家、史学家）
“李斯之功过，当放在‘天下一统’的大势中看。他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实乃顺应‘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大势，此乃‘顺天应人’之举，故其功能传后世千年，成为‘大一统’之基石。
然其晚年之错，却在‘逆势’而为。扶苏仁厚，能守秦之统一大业，此乃‘人势’；赵高奸佞，胡亥昏庸，必毁秦业，此亦‘人势’。李斯明知此势，却因私念逆‘人势’，改遗诏、杀扶苏，实为‘逆天而行’，故其败亦在情理之中。
吾谓‘理势合一’，势者，理之显也。李斯前期顺‘一统之势’，故成其功；后期逆‘保业之势’，故成其过。君子顺势而为，当为社稷谋；小人逆势而为，只为私利计，李斯前为‘君子之材’，后为‘小人之行’，真乃历史之镜也。”
晚清·梁启超（思想家、维新派领袖）
“李斯者，中国古代‘制度建设型人才’之代表也。他为秦构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郡县制度，乃至文化统一制度，实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制度之雏形，其‘制度创新’之能，远超同时代诸子。
然其致命缺陷，在‘民主意识之缺失’——他只知‘君权’与‘相权’，不知‘民权’；只懂‘以力统天下’，不懂‘以民安天下’。焚书坑儒、严刑峻法，皆为‘压制民智’之举；沙丘之变附逆，更是‘权术压倒道义’之祸。
今日之中国，欲求变革，当学李斯‘制度创新’之勇，却必弃其‘压制民智’‘贪恋权位’之短。制度为表，民本为里，若只重制度而轻民本，只重权术而轻道义，纵有一时之强，终难长久，此乃李斯留给近代中国的重要启示。”
西汉·司马迁（史学家）
“李斯之材，冠绝秦臣。观其《谏逐客书》，文辞雄辩，情理兼备，仅凭一文便阻秦国逐客之失，保全天下英才，此等识见与胆识，绝非庸人可及。他定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实为‘大一统’之基石，后世千年皆循其轨，功在千秋，当入‘能臣列传’。
然其晚年之失，亦足以为万世戒。沙丘之变，他明知扶苏贤能、胡亥昏庸，却因‘贪权恋位’而附逆赵高，改诏杀嫡，终致秦亡身灭。临刑前‘牵黄犬逐狡兔’之叹，道尽私欲误人之痛。吾着《史记》，既载其功以彰其才，亦录其过以警世人——有才无德，虽能兴邦，亦能覆邦，李斯之谓也。”